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3): 文坛乱象丛生 作家队伍分化 党文学令文坛失色）



文化部作协会上揭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在1984年2月，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在涿县开，全国去了30多个作家，都是写农村题材的，而我恰恰是不太写农村题材的，但是要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这个会上，是王蒙主持的，请到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杜润生先生，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90多岁了。

整个开会我没讲话，因为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欢呼中共中央1984年的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为了宣传党的1号文件，就是允许农村的联产承保责任制扩大，允许农民把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城市去卖，允许农民自己自由选择耕种，大概这几条内容，就是扩大农村改革状况。

王蒙为了自己当部长，就开了这个会，就要宣传共产党的1号文件，就要用文学的方式，来为党的政策进行宣传。这文学还不是回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阶段吗？叫我讲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讲。

王蒙我们本来就认识，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玩，我本来对他印象就不够好。直到会议要结束的那天下午，他要逼我讲话，而且用调侃的口吻说：尔品啊，都听说你很厉害，你很能讲话，有思想，你为什么不讲话？大家都讲过了，你为什么不讲？我说，我不讲。他说，为什么？我说，讲了犯错误。他说，怎么会犯错误呢？现在讲话有什么犯错误的，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吗？他逼我逼得很厉害。结果杜润生先生也叫我讲，其他的朋友们也叫我讲，我说，好吧，我就讲吧，讲错了你们不要怪我啊，不要抓我就行。

我简单地讲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对中共中央1984年的1号文件非常赞成。我就把它的文件内容概述了一下，然后说，这样扩大农村的改革是有相当好处的，因为农村改革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是这使我想起了400年前法王亨利四世上台的时候。亨利四世是在结束了法国30年的宗教战争以后，也就是法国30年内乱内战以后，重新统一了法国。所以亨利四世在法国历史上地位相当高，没有他就没有统一的法国。他上台做了国王以后，发表的第一号诏令，就跟中共中央1984年发的第1号文件一模一样！

我就把亨利四世第一号诏令的一、二、三、四……几条全部背出来了，一模一样！全场傻了，气氛紧张，没有一个人吭声，王蒙的脸已经涨红了，唯有一个人，杜润生先生，他笑嘻嘻地看着我。在这种状况下，我结束了我的讲话。没有掌声，但是从眼神和手势上，我看到很多人对我表示佩服。王蒙是一脸不开心。

为自由创作婉辞优厚研究室工作之邀

晚宴的时候，我和我们安徽的大作家陈登科老师最后进入餐厅，当然很讲究了。杜润生和王蒙身边空了两个位置，就叫我们过去。陈老讲，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讲话没自由。我说，我根本不会去，我们俩自己找地方去。哪知道杜润生先生指着我：小高，你过来，陪我吃饭。王蒙一听那个表情就不对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不来了，那是你们领导坐的地方。杜老说，你告诉陈登科先生，请他让你过来，你一定要过来，我想跟你谈一谈。陈登科一听说，尔品你去吧，杜老人很好。后来我就去坐下来。

杜老就问了我一句话：你是个作家，写小说的，你怎么懂这么多历史？你怎么对改革开放有这么深度的研究？因为在我当天的发言中还讲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共同问题，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它必然的发展，提出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可怕和后果，我都讲了，我讲了40分钟。我就告诉杜老：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应该有一个宏观的眼光，要能够从社会生活的发展上看到不同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权所做的共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不同的地区里面发生怎样的结果，为什么会产生共同结果。

杜老非常兴奋，他兴奋到要我到他的中央农村研究室工作，跟我讲了到他那儿工作的很多好处。对我来讲简直是知遇之恩啊！他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我就顿了很久，我就跟他说：杜老，您如此待我，知遇之恩！但是我不能到您那儿工作，第一，我不是党员，连共青团员都不是；第二，我是个作家，喜欢自由。他跟我讲了很多：你是很自由的，你在全国各地跑，做调查研究，给你的创作丰富素材，丰富题材。后来我就说了句老实话：杜老，我跟您说吧，我这种人到您那儿工作，是干不久的，并且您也干不久。他一愣，就没吭声。后来我们就吃饭聊天，他确实对我很不错，一再跟我谈各种各样的知识，关于改革开放这些问题。

我的预言没有错，不到两年，他就跟胡耀邦先生一道下台了。如果我去了呢？不是倒霉，就是流放新疆，流放西藏了。

共同历史规律和结果：专制政权进行的改革，最终致革命爆发

我知道，文学上进行紧缩和控制在八零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在思想上的开放到八四年左右开始收缩，1983年它搞过一次“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这个趋势它只能证明一条，企图恢复象“文革”时一样。我看到这个趋势，我就能看得出来，由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政治上绝不想改专制为民主，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成果首先被贪官所攫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社会矛盾必然加剧，而社会矛盾加剧的结果就必须停止改革。我当然也是从书中看来的，结合了中国的事实。

尼古拉二世的蠢臣、负责改革开放的司徒雷廷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改革是用来预防革命的，如果革命不会爆发，改革继续进行，如果革命有可能爆发，改革必须中止。这是司徒雷廷的名言，尼古拉二世的宰相。

想想看，从欧洲的几个国家到北非的国家，我都研究了，凡是专制君主所进行的改革，专制政权所进行的改革，都是改革开放，都是在一段时间里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可是由于政治上的权力不放，政治制度不改，造成落后的、甚至是反动黑暗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经济改革的方向的矛盾，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造成了更大的、更普遍的社会不均，最后革命爆发，一朝而亡。这是共同的规律。

（待续，敬请关注）


希望之聲 / 原文网址：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9/08/20/n3119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