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4): 专制政权搞改革的共同结果——致革命爆发）



为创作能够启迪人心的作品去深耕历史、以史为镜看今天

在参加了八四年春天的中国作协会议的时候，之前我大哥跟我说的那些话，之后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我准备写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不是说你想写马上就能写，你首先得熟悉那个历史，你要对那个历史有兴趣，你能在这个历史看到你自己的追求，甚至能够用你的作品来启发人们对现实的希望，这样的历史小说才有意义。

所以当时，我记得一个原则，就是不能马上把笔全部停下来，不再写批判现实小说。我所谓批判现实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是批判现实这部分小说我写什么呢？正是因为我对欧洲、北非一些国家近代改革开放的研究，让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自己的认识，而且认识到这个改革开放和晚清的改革开放，就是洋务运动，是一模一样的，在政策上、策略上、推动的方式上，以及在获得的追求和成就上，也都是一样的。

这个一样是确确实实的，这是花功夫去研究的结果。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上半期，我读书的主要范围就是欧洲的近代革命史、专制改良史，主要是英、法、俄、德几个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在北非和西亚的国家有埃及、伊朗这样一些国家。在东亚的就是晚清，我们的大清朝的改革开放。怎么来、怎么去的、怎么发展的，这些东西我都搞清楚以后，我对当时中共的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深切的认识。

历史嘛，是一面镜子，我们不能拿未来作为镜子，因为未来是虚的，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就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拿过来，看看历史上人们是怎么做的，君王们是怎么做的，革命家是怎么做的，改良主义者是怎么闹的，来看今天的状况。

现实生活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丰富了素材

我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在我准备写历史小说的同时，我仍然不放弃我对生活的观察，对中共改革开放进程的了解。所以在这之后我写东西很快，我写了三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叫《痴汉和他的女人》，写了三个女人为主题的小说，第二部写了《都市的女儿》，第三部写了《少夫人达琳》。这三本书，都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个年代，有谁想在那里出一本书都是很困难的。北大的一个讲师或一个副教授，如果能够在那里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真教授了。而我这三部稿子他们都没让我改，他们都相信我。

第一部小说《痴汉和他的女人》写什么？写一个个体户，八二年那时候不是个体户吗？内容是写一个个体户，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命运，揭示了时下改革开放当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能够与当今的权势相结合，甚至于和带有封建色彩的权力相结合，他们就不可能发展。而如果结合了，那么中国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二部小说是1985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专刊发表，然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字叫《都市的女儿》。我因为当了作家，我的生活面开阔了，我从基层看到了中层，从中层看到了高层，特别是我自己在调动工作的时候，住在靠近宾馆那边，住了一年多，我才了解了为什么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那么愿意造宾馆，表面上是为了接待外宾，接待外国的商人、台湾的商人、香港的商人，实际上是他们集体贪污的好地方，是在外面进行政治谋划、政治阴谋、政治伎俩或政治勾连的地方。我自己就住在那个地方，我和一个副省长两人，一个人住一边，所以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很多人物，不仅给我的文学提供了素材，也让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了解。

再加上共产党不告诉我，在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让我做了很多委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徽的委员，我是安徽的人民代表，又成了安徽省的人大常委。我虽然不愿意去开会，可是每两个月就要叫我去视察。那我去，因为是接触生活的。同时，所有文件都是让我看的。我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了解了共产党整个政治机关的运作方式，了解了共产党对这场改革开放、对农民、工人、市民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这对于我理解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帮助。

深度反映中共改革开放致社会两极分化的作品：《大宾馆之夜》和《都市的女儿》

到了1985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发现一个问题了，实际上社会的两极分化早就开始了，特别从八五年开始就非常明显，那时候还没人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写了两部小说：一部叫做《大宾馆之夜》，我写了一个礼拜，6万字吧。写完以后，我就寄给广州作品发表，然后全国中篇小说选刊就转载了。我写了在大宾馆里面，政治在怎样做着交易；在大宾馆里面，党的高级干部们和他们的儿子女儿们是怎样在享受着天上人间的生活。后来北京工人出版社还专门为我出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题名就叫《大宾馆之夜》。

紧接着，我又写了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都市的女儿》由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出版社，都派编辑到合肥来争我这部小说，最后这部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专刊发表，仍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写什么呢？我就写了在改革开放刚刚走向中期的时候，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开始。我写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儿子和一个大宾馆的女招待员之间的恋爱，而这个服务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最低层，家庭很苦，命运也很苦。这个省委书记的儿子因为她漂亮，因为她美好，拼命地追她，她就是不跟他好。为什么？她告诉这个省委书记的公子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被当年八七年的《瞭望》杂志评为近些年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紧接着《光明日报》给我解禁了，因为我本来是不被宣传的，到朱厚泽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才给我解禁了。解禁以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整版的评论，评论我的《痴汉和他的女人》和《都市的女儿》，不论是从挖掘社会的深度，展示历史的方向等各个方面，都是今天的老中青作家里面，很难有人写得出来的、概括得出来的。我仍然寻着这条道路在挖根，我要写第三部长篇小说。

两部著作的启示和文史哲的积累，奠定了研究辛亥之后历史的兴趣

我现在要讲回去，在1984年，当我大哥叫我写历史小说来逃避的时候，我想来想去，我对太古的历史没有兴趣，纯粹是为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写历史小说，我没有这种创作的兴趣。我觉得一定的是，我的小说即便是写历史的，对今天的中国人也应该有一点启迪的作用。

我选来选去，有两本书吸引了我：一本书就是斯坦福大学过去的一位教授，荷兰人，中文名字叫哈罗德·史扶邻（Harold Zvi-Schifferin），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让我认识到孙中山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孙中山革命就是要革掉高喊改革开放，大兴洋务运动，是不断腐烂下去的满清王朝。我有兴趣，我觉得跟我的思想非常配合。第二本书我看了法国大革命十五年左右的时候，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Magnet）写的《法国大革命》这本历史专著，它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由来，就是因为路易十六的改革开放。

我对近代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不仅开始研究欧洲的历史，也研究中国晚清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我过去有相当的文学史的知识，我在年轻时对俄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它们的名著我都看过，系统地看过；我甚至于对欧洲的哲学史花过很多的时间，我在22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一本《欧洲哲学史简纲》，20多万字。

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兴趣最终落到了辛亥革命上。所谓辛亥革命，那就是要研究晚清的历史，才能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找到它的历史理由。我们描写辛亥革命，就可以把人民对于那种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最后必然要爆发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合情性予以阐述，予以表现。我花功夫了，于是我决心研究辛亥革命，写辛亥之后的历史。

（待续，敬请关注）


希望之聲 / 原文网址：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9/08/22/n31248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