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5): 中共改革开放致社会两极分化现实的深度反映）



中国的历史反思在八十年代中期拉开序幕

在我决定写辛亥之后历史的这个时候，正好我又碰上了一个契机：1985年中国共产党为了统战台湾国民党，破天荒地宣布国民党也抗战，它把禁止大陆学者研究国民党抗战的这个堤坝、40年的堤坝，自己打开了一条缺口。这条缺口既然打开了，无数的中国青年学者、作家、记者或普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这一场抗战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中国的历史反思从这里拉开了它的序幕。

而我，为了研究“辛亥革命”，为了写一本表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我就一下子也沉醉在这个历史反思的巨大波浪里，虽然这个巨大波浪在当时还是相当的隐性的，有些东西能够发表出来，有些东西根本出不来，但是大家开始在关心，在研究，在发掘，在发现。

研究的史料和数据从哪里来？大家开始只能看共产党的书，比如说，我写《谁是新中国》我就不用国民党资料，也不用台湾资料，我用的资料都是共产党的文件、毛泽东著作，共产党没办法批判我。所以这么一个状况下，我就面临着几个任务：一个，为了写长篇小说而研究历史，从“辛亥革命”开始，而要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必须从晚清的改革开放开始。第二个，我又遇到了历史反思的潮流，主要是反思抗战，然后再从抗战推向前去，研究北伐，研究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辛亥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我就沉进去了。这样一来，辛亥前的晚清改革开放，和辛亥之后中华民国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在那一场长达14年的抗日卫国战争当中的表现和它的艰难，以及它最后的胜利，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了，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我如何能够写历史小说？

在中国大陆被禁却一直盗版至今的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

也就在中国开始了历史反思这个时候，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在1987年写了我第三部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这部长篇小说没有给我发表，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是连内容介绍他们都不敢写。因为在这部小说里面，我通过一个学者的嘴巴、第二号主人公的嘴巴，讲出了他对历史的看法。我在这部小说里肯定了“辛亥革命”，否定了毛泽东的“辛亥革命”失败的谬论，我都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了。在这部小说里面，抨击了专制改良，抨击了改良主义思潮，歌颂了“辛亥革命”；在这部小说里面，我预示着中国必将爆发革命——当中共的经济改革走到最后没有路可走的时候，革命就起来了；当权贵家族和普通人民的生活发生着最尖锐地对立的时候，革命就爆发了。所以这部小说出版以后，他们再也不再版了，被禁了。

我出版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六四大屠杀”之后10天，当时广州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编辑（我不认识他），突然从广州坐飞机来到合肥，找到我家，敲开门，自报身家。我就问他，你找我做什么？他说：我看了你的《少夫人达琳》了，共产党垮台的第二天，我们就要把它搬上屏幕。虽然共产党没有垮台，可是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一直盗版到今天。

我想历史是会给那些诚实的人留下一个地盘的。今天如果你有兴趣去中国作家网上看看高尔品，你就能发现，8000多个作家会员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有将近400条的跟帖肯定我的创作。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

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把我从两种痛苦中提升出来

我整个身心慢慢地在完成《少夫人达琳》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我的全部精力都进入了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就是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一下把我自己拔高了，把我从两种痛苦里面提升出来了。

一个痛苦就是自己青少年时代所遭受的种种的委屈，都没有了，在我心里不存在了。为什么？我跟我太太说过一句话：只要我受委屈，我就会想到一个人——蒋介石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受到的委屈更大了，我就不感到委屈了。这是我研究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成果，对我自己来说。

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升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功用，即批判的目的不仅仅是揭露社会，我还希望我自己能够展现社会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和如何才能达到我们理想的境界。说得更具体一点，在改良主义思想、思潮正在兴起和发展的时候，我们怎样让革命的思想尽早地来到我们的社会民间，让人们意识到，如此专制改良的最后结果就是革命。为了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不遭遇更大的痛苦、更长期的苦难，我们有必要让革命的思想去战胜改良思想。改良是在拖延一个冥顽不化的专制统治，而革命是要把这个专制制度彻底摧毁。至于用什么方法，那是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

这个思想的形成，我觉得对自己而言有点超越，所以在1987年，当上海小说界长篇小说专刊请我写一个卷首语的时候，我就写了两句话：做一个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我的思想境界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上面。我从来不追求名利，一辈子到今天为止，我从没有请任何一个人为我写过一篇文章去评论我的作品，去夸奖我的创作，或者是别的。今天如果有太多的文章写我的话，那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写的，跟我没有关系。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给了我纯正的事业观，不追名求利

我不追求名利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家庭原因，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在所谓的“旧社会”他就相当正直，不贪污是他在教育界获得名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那个时代，教育界的很多校长、很多教授贪污的时候，他是曾经被国民政府表彰过的一个青年的教授和校长。他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很简单，告诉我们：不要只想着名和利，有名有利那是客观的，主观地去找名和利，对你这一辈子不好，当你是为了名和利去做的时候，常常是你做很多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而该做的事情你没做；如果你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而是真心地爱这个事情去做的话，不管什么名和利，可能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因为你杂念少，你不会花功夫去今天找人为你写篇评论，明天拍马屁，想当副主席了。所以，我的整个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好的东西。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对这个社会、当下的不正之风的厌恶，对于文坛那种风气的厌恶。因为我毕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坛上混过那么多年，我对文坛的那种状况深恶痛绝！既然深恶痛绝，自己也就不愿去讲话，而且通过后来研究历史，净化了我的思想，我就更没有兴趣了。

我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我13岁在饿肚子的时候，在没得吃的时候，我们初中一年级的同学们坐在一起议论说，我长大了做烧饼！我长大了蒸包子！我长大了炸油条！因为没有的吃嘛，就是精神会餐嘛。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35岁不成名成家，我就投长江自杀。可以想见，我少年的时候，那种事业心是很强的。我所谓的成名成家，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然这个事业观，除了家庭的影响以外，还有我大哥对我的影响。因为我的大哥四八年考取北大，二十一、二岁在北大读书，他的寒暑假都用来翻译著作或写书，挣稿费养家。他在二十三、四岁就已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本书了。我的爸爸带我到新华书店去买哥哥的书，告诉我，这是你大哥写的书，你长大了要象他一样。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这一生也受我大哥影响，而我大哥也是非常正直的人。

我们家的家族性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各个人都有过没有好命的时候，都有过挨整的时候。

（待续，敬请关注）


希望之聲 / 原文网址：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9/08/23/n3127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