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  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


为庆祝窃国70周年，中共一边大阅兵，一边搞“入厕实名制”，而流淌着的背景音乐则是《中国孩子》这首民谣。

看啊，中国人被中共糟蹋成了什么样子！

卑贱、猥琐、苟且、无耻，活到如此地步，无数人也不得好死。

纵观70年，无数的中国人或死于政治运动（含“大三年饥荒”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人至少8000万），或尚未来到人世就被戕杀（强制计划生育，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0年到2009年，人工引流产2.75亿例，实际数字更多），或死于“人祸”勾连之“天灾”（中共严控相关数据， 70年死亡总数当以千万计）。前两者人所共知，本文关注中共借“天灾人祸”杀人之方式。

一、地震预报遭封锁：从唐山到汶川，遍地冤魂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6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在地动山摇中，这座超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顷刻间被夷为一片废墟。

根据官方在地震三年后公布的资料，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24万人死亡，重伤16.46万人。然而，真实的死亡数字可能并非如此。中国民间流传的死亡数字为“至少60万”。西方社会公布的唐山地震死亡人数是70万。（其实，无论是24万、60万还是70万，背后折射的是怎样的冷漠和残酷早已是不言而喻了。）

可是，就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又刊发消息：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为什么会有“青龙奇迹”？因为之前，无论远期预测、中期预测还是近期预测，都精确地、明白无误地测出唐山、滦县一带在七八月份将有地震。但是，当时正是“批邓反右”的政治敏感时期，中共拒绝通报地震消息。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在地震前的七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天，“全国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正是在这个交流会中出现了三个有良知的男子汉，他们没有遵照中共的指示，“越轨”拯救了青龙县人民的命。

第一男子汉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不同意他在“交流会”上发言，只允许他在晚间的座谈会上谈，并强调他的话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第二个男子汉是代表青龙县委来开会的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他听到汪成民的预警（“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五日，在唐山和滦县一带可能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后，一散会就赶紧往家赶，到家时已是七月二十一日夜，当夜整理好记录，第二天就向县里做了报告。第三个男子汉是青龙县县长冉广岐。他听到王青春的报告马上行动，责令县里通过广播、会议及其它一切可能的形式介绍地震知识、防震方法，还把防汛和抗震结合起来，每个公社安排一名书记、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人具体落实。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但是，“青龙奇迹”此后便神秘地淡出公众视线。多年后，冉广岐接受张庆洲采访时，才披露了历史真相。“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这个事就压下了。”

其实，青龙县所做的只是躲避灾难的本能之事，顺理成章，自然必要，谈不上什么奇迹。青龙县能做到的，别的地方、别的人员也能做到。如有论者所言：“青龙奇迹”的启示是，只有知情，百姓才能大难不死。知情权是我们百姓的生存权，知情权是我们百姓的生命线，知情权是我们百姓的活命路。而青龙县的幸运与唐山市的浩劫天壤之别，证明：只要不听中共的话，不跟着它走，就是活路一条，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死路一条。

32年后，上述“证明”再一次被汶川大地震所“证明”。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发生8.2级大地震，地震波及陕西、甘肃等多省，这也是唐山大地震后最为惨烈的一次大地震。尤其让民众愤怒的是，地震中不少校舍因为是豆腐渣工程而倒塌，导致大量学生遇难。

地震近一年之后，四川省政府在2009年5月7日报告称，汶川地震在四川共造成68,712人遇难，17,921人失踪。而关于学生遇难人数，中共发表的最终数字是：学生死亡人数6,376人，失踪1,274人，埋在倒塌校舍中1,107人，加起来只有8,757人。而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调查，“据我们初步估计，人命的死亡人数是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是3万人以上，而且里边有不少是幼稚园的小娃娃。”

虽然中共宣称，“汶川抗震当是中国第一次以全方位的开放透明姿态展开的特大救援。救援活动自一开始，就面对中外媒体公开全部信息。”实际上，这只是中共精心安排的“秀”。中宣部特别严禁报导三个话题：第一，汶川地震被准确预测为何不公开预报；第二，汶川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学生；第三，汶川地震救灾中的腐败问题（全国已为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超过了1996至2007年全国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的总和，打破了中国捐赠史上的纪录）。国际救援和外国记者也遭多方阻扰。

汶川地震被准确预测，但2008年中共“迎奥运、促和谐”，为了粉饰太平，故意扣押不报，激起民愤。但遭中共强力打压。

公民张晓辉起诉地震局发布虚假信息、隐瞒地震预测（国家地震局与四川地震局称汶川地震没有预报，很难预测），当局以“非具体行政行为”为由拒绝受理。原定于2010年3月1日在成都举行的民间问责中国地震局研讨会，会场被警方毁坏。获2009年奥斯卡奖“纪录短片”奖项提名的《劫后天府泪纵横》（主要描述灾区的校舍倒塌反映出的人祸问题以及遇难学生的家长维权之路），遭停闭、打压。

而帮助四川大地震死难者家长调查的民主人士黄琦，撰文批评四川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的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在汶川地震后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并搜集川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四川作家谭作人等，分别被冤判有期徒刑3年、10年、5年。

汶川大地震再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共独裁者，如（当时）CNN评论员所说，60年不变的暴徒和流氓。

玉树地震： 拒绝外援 封堵媒体 学生死亡惨重

唐山和汶川，居民主体都是汉族。如果地震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又将如何操作呢？玉树地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至少2698人遇难，270人失踪，12,135人受伤（2005年末全县总人口为89,309人，藏族占93%，是青海省内藏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州府、县城所在地结古镇是重灾区。整个玉树州的70%学校房屋垮塌。结古镇地处藏传佛教范围，大量青海、甘肃、四川僧侣赶赴救援。达赖喇嘛第一时间表示为地震死难者祈祷，为生还者祈福，还表达了希望能前往玉树看望灾民的愿望。

西方媒体批评中国救援人员消极对待救援，声称中共少报或“操纵”了伤亡人数，并估计死亡人数应超过一万人。而外界普遍评论玉树地震充斥“人祸”。

其一，中共事先没有地震预警，还压下准确预报，还拒不向大众道歉。山西省地震专家余向红发出的预报，时间、地点都很准确，但没被官方重视。相反，官方还在玉树地震前一个月公布：中国境内暂时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而且，玉树7.1级地震前的5点39分曾发生4.7级前震，也未得到充分重视（而前震是预测地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其二，青藏高原特有的恶劣气候和救灾难度远远超过一般救灾，很多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纷纷提出派遣专业救援队伍援助玉树地震，但均遭中共的拒绝。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国防部发言人拒谢绝8国对青海地震提供军事援助（8国是以色列、土耳其、尼日尔、越南、朝鲜、新加坡、塔吉克斯坦和意大利）。

在汶川地震时，中共先是拒绝外国救援队伍，受到海内外批评，几天后才勉强接纳，却已错过拯救生命的“黄金七十二小时”。如今，中共再次拒绝外国救援队伍，让世人见证，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又回归唐山大地震时代的形象，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毫不吝惜生命，而不是利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力量，把抢救灾民生命放在第一位。

中新社还发表文章《玉树救灾任务仍很艰巨 境外敌对势力欲搞破坏》，文章援引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话，宣称除了高寒缺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民族宗教因素突出外，境外敌对势力也企图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干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团结稳定。

其三，中共不仅拒绝外援，而且反面吸取汶川地震的教训，封锁一切通向玉树的道路，也不许国内的民间组织自行救援，媒体报导说，进入玉树要经过批准；也不鼓励媒体去。许多媒体想进入，但非常困难，基本都被堵在了外面。玉树不少灾民只会藏语；但北京当局却不派当地有藏人的军队救援，而调去汉人部队，由于语言不通而使救援效率低下，让许多受难者失去最佳救援时机。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怕去救援的西藏人知道真实情况后，“影响民众的情绪和信息”。

其四，大量学生遇难（中共称仅199人）。青海省教育厅长说，这次玉树地震至少摧毁了11所学校。而仅玉树第三完全小学就有3000名学生（该校80%校舍倒塌）。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宣布正式启动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从2009年起，对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七度以上地震高烈度区、洪涝灾害易发地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各级各类城乡中小学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进行抗震加固、迁移避险。而2009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修订《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学校等已经建成的建设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中共誓称“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可是在玉树，地震死难者又有许多是孩子。是中央没拨款多少给地方？还是地方把加固校舍的经费挪用了？

而且，从媒体图片、照片上所看到的，地震中被救出来的学童非常瘦小，确实存在营养不良（汶川学童则看得出生活质量已达到温饱，有些还甚至达到优越水平），由此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学童的贫困问题。

其五，宣传秀。官媒和陆媒体汇集“玉树震区最感人瞬间”，报导灾区救灾和重建工作中的感人事迹和动人场面。而《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Jacobs在文章中写下自己在灾区的独特观察：“一些藏人僧侣徒手进行挖掘，在发现废墟下一只遇难者手臂时，一些正在一旁休息的解放军人急忙赶来，戴上军帽，让藏人僧侣离开，并叫来一个电视台采访小组，摄像机最终拍摄下军人挖掘地震死难者的镜头。”一位名叫Ga Tsai的僧人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就同200多名僧人赶到震区现场参与救灾，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进行救援工作时，没有摄像机来拍摄。我们是想救人，而他们却是利用救灾做宣传。”

而同在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地震，但由于该国有严格的防震建筑法，房屋建筑坚固，仅有八百人遇难。网上中国国内民众说，“一个南美小国能做到的，而我们拥有十三亿人口、有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一大群亿万富翁、有比野鸡还多的学者、有比野猪还多的官员……的中国却远远做不到。”

为什么中国地震预报从“预测到小时”转到“不能预测”？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历史记录。早在东汉，张衡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探测仪器——侯风地动仪。

中共窃国之后，1966年3月，在人口稠密地区第一次发生了大地震——邢台6.8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前的几次大地震都在荒僻地区），地震波及北京。而且，自此，华北地区进入了地震的高发期，例如，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间发生6 .3级地震，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1971年，中共正式设立国家地震局（后更名为中国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地震工作。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地震预测作为专业地震部门社会责任和工作任务的国家。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提出了“辽宁南部或渤海北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可能发生强震”的看法。随后，国务院国发[1974]69号文件，确定海城为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这是国务院唯一的有关地震预报的文件。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震中地处人口密集地区，人员伤亡仅占人口总数的0.32%。死亡人数为1328人，是无地震警报和疏散居民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10%。

海城地震预报是国际上承认的、具有科学意义和社会效益的成功预报。当年《美国地震协会公告》曾评价说，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这是预报地震的一次尝试。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中国作为唯一对地震做出过成功短临预报的国家，被载入史册。

可是，面对唐山大地震的惨烈损失，无人敢承担“漏报”的责任，于是，“地震不能预测”成了最好的挡箭牌。在这个逻辑下，成功的预报经验反而是与之过不去了，海城地震预报被宣称是“偶然的”。2006年，唐山地震30年后，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撰写纪念文章，称“地震预报作为世界难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但事实俱在，从预报的全过程来看，海城地震预报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齐备，挽救了至少10万人的宝贵生命。之后，中国地震局又成功预报了松潘（1976年）和孟连（1995年）2个7级大地震等。

不仅如此， 1982年8月7日，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编的《情况反映》第2177期，披露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预测发震时间，多次“预测到小时，乃至分钟”的令人震惊的精准结果！

原来，1982年7月下旬，《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到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进行调查，其调查报告写道：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完全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正式预报材料、地震会商记录、原始工作笔记、原始电话记录，以及与这些预报有关的原始技术资料）看，乐山地区地震系统从1980年初以来，共预报了本地与邻区四级以上地震二十四次，其中三要素（时间、震中、震级）都报准的占40%，时间预报的准确率则达到80%以上，精确度一般都预测到一昼夜左右，也有的预测到小时，乃至分钟。

樊云芳在报告中，建议国家科委尽快派综合性的科学家代表团，去乐山鉴定这种新的观测方法，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

就在樊提出这些建议，以求得地震预报上的重大突破时，有关部门却自毁长城，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地震“群测群防”事业。

此后，地震局一方面坚称地震预报要继续搞下去；另一方面反复宣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漏报是正常的。借助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地震部门既可以通过预报向国家要钱（国家财政每年向地震局支出高达40亿），又不用对地震漏报承担行政责任。

在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进入了非常危险的低迷期的同时，众多地震局官员出现严重道德缺陷。

“青龙奇迹”的重要贡献者、地理学家汪成民，曾举报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汶川地震预测中的渎职责任，他说：唐山地震时的中国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还知道痛悔自己的过失，说我要准备坐牢，这件事是给人民欠下的血债，我有犯罪感。现在这批新的官僚没有一点内疚、后悔与犯罪感，一门心思完全考虑的是怎么应付上面和对付下面。我不能容忍。尽管陈建民是我的学生，但是他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陈建民们为什么能在中国得势呢？真相探索者梁木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指出：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大陆专家学者对地震的预测预报，精准、无误；上报及时；是陈建民请示国务院、请示江泽民，被江批示不准预报，才酿成大“天灾”；而陈建民甘愿做替罪羊。

陈建民力主的“地震不可预测说”，成为中共作恶的幌子。它将中共伪装成了抗震救灾的英雄；它让江泽民随心所欲，居然把救灾的过程用来搞权斗（2008年12月9日新华网转载《解放军报》的长篇报导《总参谋长陈炳德撰文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透露：汶川地震期间，把持军中势力的江泽民为打击胡温、巩固自身权力，极力阻挠军队救灾，他的亲自下令让大部队错过72小时的最佳救援时间段后进入灾区）。

正是源于中共的邪恶，中国地震预报才从“预测到小时”变成“不能预测”。

（待续）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9/29/n115533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