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同仁堂第13代传人乐松生“主动”请求公私合营，以年定息6.16万元（旧币）的收益交出了金字招牌的乐家同仁堂，自此，同仁堂不再姓乐。1968年4月，乐松生一家三口命陨文革。
乐家铃医
乐氏宗谱上记载的乐姓祖籍为浙江宁波府的慈水镇，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昭宗光化年间，大司寇乐仁厚及弟太医令乐仁规不满朱温乱朝，弃官归隐，后移居到宁波，至清初共31世宗谱。其中，第26世乐良才随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迁都，也搬到北京。
乐良才在宁波时就是一位手摇串铃穿街走巷卖药的铃医，周游四方、负笈行医，为当时小有名气的走方郎中，针、药独特，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进入京城后，乐良才又自学中医理论与名家著述，并结合行医所得，将自己的医药知识与经验代代相传，直至乐家来京第4世乐显扬。
为康熙诊脉
乐显扬号尊育，秉性淳朴。受家族影响，乐显扬自小博览医书，刻苦钻研，善辩药材，对中医脉诊医药深有造诣。康熙四年，乐显扬因救治一位进士而被推荐到太医院做吏目，即管医事文书、杂务的医官。此后，更是收集了大量宫廷秘方、民间古方。
民间相传，乐显扬和康熙大帝之间还有一段善缘。康熙八年春，勤政爱民的少年天子率领众臣在京畿一带巡查，不料寒流袭击京城，康熙帝回宫后病卧龙床。御医给小皇上开了剂“荆苏姜茶红糖饮”医治风寒。服饮后，康熙仍觉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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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康熙皇帝。图为《康熙帝便装写字像》。
（公有领域）
（公有领域）
于是，太医令命乐吏目为康熙诊断。养心殿内，面带倦容的康熙皇帝眉宇间仍显露出一种英气。乐显扬聚精会神地给皇帝按脉，感冒已基本痊愈，只是脉象很冲，似有愁事。
“皇上的风寒已基本痊愈，不必担心。依吏目看来，是心有所忧，故致疲倦。”乐显扬的直言相奏让一旁的太医令汗流满面，担心顶撞了皇上。
康熙皇帝看了看乐显扬，平和地问：“朕需用药吗？”“回皇上，不必用药，只要心思能解，精神自然高昂。”乐显扬仍直言不讳。
第二天，乐吏目得到了康熙一百两银子的赏赐。皇上对他的忠言直谏心有感触，加以褒赏，原来跟随巡查的鳌拜专横跋扈，康熙帝的忧虑，被医术高明的乐吏目号脉号出来了。
创“同仁”堂名 载誉三百年
身为医官，乐显扬经常随朝廷赈灾救死扶伤，了解民间疾苦后他认为：“济世养生，惟医药为最。”康熙八年，他决定创办同仁医室，济世天下。
乐家铃医祖上根据北宋名医王惟一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传下来一尊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乐显扬用其谐音，命堂号“同仁”，并说：“吾喜其公而雅，须志之。”
乐显扬推崇古方药研制，因而有言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他要求同仁药室必求道地药材、谨遵炮制之规，故同仁药效颇佳，名声大振。
乐显扬过世后，其三子乐凤鸣恪守父训，接续祖业。康熙四十一年（1702），乐凤鸣在北京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并于1706年汇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收集配方362首。书中序言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工艺规范，成为同仁堂名号载誉几百年的至理名言。
工艺规范说起来只是一句话，做起来可全凭功夫。比如镇咳止痰的“半夏”，因药材有一定的毒性，同仁药铺的传统做法是：将生半夏先后用清水、石灰水、再次以清水、皮硝和明矾水分别浸泡7天，共28天。晾干后与五味子、甘草熬成的汁液还有宫桂、砂仁等研制的药粉同缸浸泡，每天要倒一次缸，共浸倒26天。再隔天倒一次缸，共浸35天，晾干后才算完成。而传统的同仁堂名药乌鸡白凤丸，其工艺则更令人惊叹了。
乾隆四十九年（1784），琉球王国医药学家吴继志曾点名请益同仁堂药师。同治十二年（1873）杨静亭着《都门纂》，光绪十六年（1890）李虹着《朝市丛载》均记载同仁堂制药于大栅栏路南，货真价实。
供奉御药 皇权特封
同仁堂因其配药严格和显着疗效，1723年被皇帝钦定为御药房供料、代制内廷中成药。同仁堂独承御药近200年未有更换，可谓奇迹。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仍保存着同仁堂制作的紫金锭等药物。
清宫内廷的宫女、太监、侍卫等人员总数过万，其医疗保健用药自雍正元年一律由同仁堂提供。清宫要求所供药材：产地地道、拣选纯净、质色兼优。每三个月进药一次，不得延误。清廷档案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第四季度，同仁堂药商为内廷供药150味、计重252斤7两。
如遇紧急情况，同仁堂须火速供药。在御药房的一份呈报里记载着：“奉旨急合御制平安丹入料……票传同仁堂将所用药味火速交进……”所署时间为二十四日辰刻（上午7点到9点），而同仁堂午时（11点到13点）便将药材全部配齐，听候检验。
数百年如一日，长期为宫廷供药，其量之大、质之优、时之速、效之着，将同仁堂制药历炼达到了清王朝全国最高水准，清朝内廷时常越过御药房而直接向同仁堂索要药材，说明同仁堂的信誉度已经是非通常药商能比的了。
同仁堂为皇家供药初期，是先供药，后领银。因其信誉度越来越高，雍正年间，同仁堂获得了先领银后供药的皇家特封权利，同时还可向皇上申请增调药价。雍正年间，同仁堂曾奏领官银四万两，乾隆九年（1748），曾奏请调高三分之一药价。
但官拨银两只能用于宫廷制药，不得纳入同仁堂私营，也就是说，政府拨钱方便了同仁堂供御药的流动资金周转，但政府放钱并不是投资，更不是控股。而同仁堂奏请调价，清宫都将通过严格的程序调查，按照当时市价和税法来决定是否同意调价。
这种做法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而是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市场价格信息的获取需要人工采信，买卖双方才能建立良好信任关系。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皇帝恩准同仁堂“将药味按仿时价加增”。也就是说，朝廷这个大买家对同仁堂已经完全信任了。自此，同仁堂生意如日中天，名财两旺。
咸丰十一年，西太后的制药直接由同仁堂输送，光绪十一年六月，清太医院抄存《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同仁堂的药品完全达到最高御用标准。当时长江以北的祁州中药材集散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达2600多万银元，同仁堂为其第一大买商。（待续）
参考资料：
《炎黄春秋》：《乐氏家族与三百年老店同仁堂》
杜鹃：《“济世养生”乐家同仁堂》
乐祟熙：《清平乐——乐家轶事》
慎思行：《同仁堂的300年：三次力挽狂澜》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0/6/n1157212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