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签署后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至少一次向国会证明香港拥有足够自治权，有资格获得美国授予的特殊贸易地位。法案还规定对在香港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资产以及拒绝入境等；以及还有针对中共官媒以及亲中港媒的部分的制裁，并且直接点名《大公报》和《文汇报》。
香港人权法对亲共港媒意味着什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包括针对中共官媒以及亲共港媒的规定。在第九部分，《法案》指出，第一，美国谴责中国（中共）政府控制的媒体组织，并点名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指这些媒体对民主活动人士、美国等国的外交人员及其家人的骚扰和蓄意攻击。
第二，《法案》要求国务卿明确告诉中国（中共）政府，在香港或其它地区利用媒体传播不实信息、恐吓和威胁他们假想的敌人是不能接受的。
第三，要求国务卿在向上述媒体记者发放前往美国旅行和公务出差签证时，应当严格审查。
这部分内容作为“国会意见”纳入法案。
就连《大公报》自己也深知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厉害。该报9月29日刊文说，美国国会的香港人权法案将其跟《文汇报》记者，以及“打压民主、人权”的官员、执法人员一同列入入境签证监察名单，“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并遭冻结在美资产”。
随后这两家媒体（同属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发出捍卫“新闻自由”的“严正声明”，被网民讥讽红媒双重标准——在被制裁时大喊“新闻自由”，在剥夺别人“新闻自由”时却理直气壮。
亦有网民表示，“不能让这些无底线的红媒到处欺骗。”
还有人说，“还有人好意思说（别人）新闻自由双标，大陆解除报禁先！让全世界媒体的新闻都进入中国，让媒体记者自由进出和采访，再来讨论新闻自由这标那标！”
为何《大公报》会被美国盯上
《大公报》被美国盯上，除了过去就劣迹斑斑、为中共站台外，更与其8月栽赃陷害美国驻港外交人员、甚至直接公布个人隐私信息的做法有关，其行径让美国政界愤怒。
《大公报》8月刊登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政治小组组长朱莉·埃德（Julie Eadeh）与黄之锋等社会运动人士见面的照片，更登报披露埃德的个人背景和她的子女的名字。
该篇报导还指，上述照片是外国势力煽动香港示威暴动的证据。
但香港的政党人士披露，外国驻港使馆经常都会与不同政党及个别人士会面、了解香港情况。事实上，亲共的政党旗下也有部分议员与美使馆人员见面。
美国国务院官员匿名对法新社表示，“例如在（大公报）这个报导的同一天，我们的外交官也和建制派与民主派议员见面，另外也和美国商界人士与领事团见面。”
纽约时事评论员朱明说，《大公报》是断章取义、栽赃陷害，目的是恶意煽动舆论、做实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背后黑手，为镇压或抹黑找理由。
中共越来越倾向于在媒体上把反送中抗议形容成西方势力干预的结果，但是除了引述一些西方政治人物的言论之外，没有提出太多相关的证据。
“把脏帽子扣给外国势力，是中共惯用的做法。”朱明说，“只是这届美国政府不像过去、他敢于跟中共较真。”
在《大公报》刊登美使馆职员和她的家人资料后，美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说：“我不认为披露一个美国使馆人员的个人资料，照片以及他们子女的名字………这是一个正式的交涉，这是恶棍（thuggish）政权所为。”
不过，《大公报》并未收敛，在深知可能被美国政府制裁的情况下，9月底再次发文重复对美国驻港使馆人员的不实之词。
《大公报》颠倒黑白 反送中报导不断出丑
《大公报》作为中共在港喉舌，在反送中活动中的报导是出丑不断。现举几例，第一，“抢先”报导前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遇袭。
何君尧9月6日早上冒出街头遇袭的消息，但《大公报》该报居然在事发之前一天就已经放出何君尧被刺的消息。
有网民截图发现，《大公报》的脸书网页早在5日晚上8时已经抢先独家报导何君尧被刺的消息。《大公报》事后发表声明称，脸书管理员账户疑被入侵，遭修改发布时间功能，该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显然《大公报》的补救声明难以服众。
网民点评说，还是《大公报》厉害！这样报导，读者就会以为是建制派大获全胜？
真实的香港选举结果是，建制派大败，民主派大胜。
民主派在高投票率下，亦首次压倒性在多个选区大获全胜，取得全港整体绝大多数议席（389席）；而建制派和乡事派则遭遇空前惨败（59席）。如果按票数划分，民主派和建制派获得的票数约为53%比42%，与传统意义上两个阵营票数约“六四比”的状况类似，但两者差距27万多张选票。
专家盘点在港红媒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长期关注港媒，她曾在2011年撰文披露，香港媒体被红色资本渗透的实际情况。
她表示，目前在香港，亲中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拥有中资背景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星岛新闻集团、亚洲电视等。
这一类媒体的负责人在90年代以前多由中共香港地下党员担任，如李子诵任《文汇报》社长多年。但自1997回归之后，则多由北京直接派员担任，比如文汇报社的社长与董事长直接由新华社派过来的张国良（全国政协委员）、王树成（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经济参考报》总编）先后担任。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和《文汇报》在2016年2月宣布合并，由现任《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担任集团董事长。姜在忠原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新华社服务局原局长。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姜在忠的编制目前仍属于新华社。
何清涟表示，这类媒体本来就是党在香港的“喉舌”，现交由原在大陆党媒的“宣传专家”负责，自然越办越像《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分店。
而另一类香港媒体则是趋向亲中（亲共），如无线电视、东方报业集团及新城电台等。在“九七回归”之前，香港曾有一段文人办报的年代，那时香港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但在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商界巨头突然有了投资媒体的喜好，不少人开始收购媒体。
其用意正如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李金铨所说，是“替北京收拾一些难缠的言论堡垒”，原来的文人办报逐渐被商人办报取代，亲共商人、亲中央财团亦逐渐进占香港舆论重地；综观全港绝大部分“主流”媒体的老板或高层均被委以国内公职、特区政府勋衔。
本文首发于《真相中国》周刊 2019.12月号/第21期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4/n1170101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