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有一个哲学基础，概括起来只有三个字，就是“性恶论”。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在战国年间诸子之间是有很多辩论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去治理国家的民众。如果人性是善的，那么当然就有一套相应的治理方法；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也就有另外一套治理方法。
当时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全善的。那么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人一生出来就是全恶的。如果人性全善，那世界上恶从哪来呢？如果人性全恶，那么人还怎么去向善？你连向善的一个道德基础都没有。你至少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你才可以知道选择好的，或是选择坏的。如果人性是全恶的，他连善恶是非的标准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再向善？所以说，其实人性中是善恶同在的。
但是在战国年代，性恶论也很有市场。那么针对人天性是恶的假说，又派生出两种不同的针对方法。一种针对方法是，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我们可以儒家的王道或者说以圣人之道去引导他们去做一个好人。就等于是，如果人性不好，我们就往善的方向去引导，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说，如果人性是恶的，我们就只能够用最严酷的刑罚去惩罚他们，把他们像牲口一样管着，这叫做以恶制恶。很不幸的是，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而且必须以恶制恶。法家它整个的一套政治理论也好，军事理论也好，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人性本恶和以恶制恶上。
所以法家是不承认人的道德的，认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根本就是没有道德的，所有的人凡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善、表现出来的好全是装的。法家根本就不承认国君会对大臣有仁心，大臣会对国君有忠心，他的理论是，国君和大臣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国君出钱，大夫出力，等于是互相一种商品交换。
君臣之间是雇佣关系，那么君民之间是什么呢？是敌对关系。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想犯上作乱的，所以对他们一定要严厉，对他们一定要用严刑酷法，这就是法家的理论。所以如果你要看《商君书》，他就讲他要废止一切道德教化。而且说，“所谓一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商君书》，又称《商子》，明万历间刊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法家是严刑酷法、经常杀人的。在看到“法家”这两个字的时候，很可笑的是很多人望文生义，说看到“法家”里面有一个法律的“法”，就认为凡是重视法律的都是法家，包括他们认为管仲是法家、子产是法家、诸葛亮是法家、曹操是法家。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法家代表人物就是三个人，商鞅、李斯、韩非子。其中商鞅是始作俑者，韩非子是集大成者。韩非子走得比商鞅更远、更荒谬、更极端，而且韩非子的法家是基于彻头彻尾的无神论的。韩非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一定要赤裸裸地用暴力去压迫和剥削人民，把人民当牛马驱使，不能够让他们有自由的思想，不能够让他们有自由的言论，不能够让他们自由的去行动。韩非子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最高级的禁制令就是禁止人们的思想，叫做“禁其心”；然后“禁其言”，不让说话，然后“禁其事”，不让做。
韩非子是一个反智主义的代表。他要彻底割断跟过去的道德教化和先民文化的联系。他主张焚书，把过去的书全都烧掉。他说“明主治国，无书简之义，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把过去所有的道德教化和先民们积攒的文化全部都烧掉。你们不要学任何的文化，也不要搞任何的道德教化，你们唯一做的就是按照我的法律来行事，如果你们要想学什么东西，去找那些懂法律的官吏去学。这就是法家他的哲学和统治的核心。
(旁白）崇尚人性本恶并以恶制恶的法家成了秦国的统治哲学，商鞅则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从徙木立信之后，商鞅公布了他所要变更的法令，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变革从此拉开了帷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看到商鞅变法，帮助秦国实现统一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想到其结果是道德教化的沦丧和文化的断层，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大秦帝国可谓“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商鞅变法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50年。在这一阶段，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农业、惩罚商业；奖励军功、抑制贵族。也就是说他通过奖励农业的方式，能够让国家多收税、多打粮食。他奖励军功，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砍一颗敌人的人头就赐爵一级。
当时秦国的爵位一共是20级，有爵位的人出去可以坐漂亮的马车，衣服可以穿得很漂亮，就是“任其华美不禁”。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军功，不管你有多少钱只能坐牛车，穿布做的衣服。他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秦兵在战场上杀人。最后的结果是，秦军一到战场上，就拚命去砍敌人的人头，所以《商君书》里边说，要让士兵见到敌人就像狼见了肉一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所以，很多人都把秦国称之为虎狼之师，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
商鞅同时还搞了一套 。把每五家叫做一伍，十家叫做一什。一什的十家要互相监督。如果一家有罪之后，另外九家都要检举。如果不检举就腰斩，就是要杀掉而且死得很惨。那如果检举呢？这叫“告奸”，“与克敌同赏”，就是跟你杀敌得到同样的爵位。
商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鼓励告密。我们知道告密是最被人瞧不起的，通过出卖自己的朋友、邻居，来谋取富贵，一直是被人最瞧不起的。但是商鞅控制老百姓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鼓励告密，“告奸之法”、“连坐之法”。那么商鞅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毫无避讳地说，他要把当时秦国的老百姓都变成“奸民”。为什么呢？
商鞅认为，如果老百姓都是善良的，那么互相之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大家生活就很平和，你信任我、我信任你，结果是民相亲，老百姓互相之间都很亲。而如果是奸民呢，你防备我、我防备你，没有人有安全感，这个时候老百姓就觉得，如果我要享有安全感怎么办，我谁都不能信任，就只能依靠权力的庇护。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会去亲近那些有权力的人。
《商君书》中商鞅是这样讲的，“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如果大家都好，老百姓互相之间很亲近；如果大家谁都很坏，都是奸民，老百姓就会去亲近制度。商鞅就是希望把老百姓变成奸民。
同时为了维护统治，商鞅制定了一整套的办法，比如说禁止老百姓有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言论，而且禁止老百姓自由的迁徙。他要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变成奸民、弱民、贫民、愚民。
商鞅觉得，老百姓因为他穷啊，所以你拿一点很小的利益就可以去诱惑他；因为他愚呀，所以说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商鞅就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把秦国的老百姓变奸、变弱、变穷、变得卑微、变得愚蠢，这是他整个这一套变法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商鞅变法，其实完全是反天道而动，反王道而动，或者说是反人性而动。
很多人觉得焚书，是像李斯或者是秦始皇干的，其实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就明确地主张焚烧《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之言。
商鞅通过变法，把秦国的百姓变成了好勇斗狠之辈。这个时候，商鞅就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国外。他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外用兵了。
当时魏国刚刚死了一员大将，而且魏国的太子也是在战争中被俘了，魏国的国力受到很大的损失。商鞅觉得，在这个时候对魏国用兵，就可以抢来一个非常关键的西河这块土地。那么商鞅确实是使秦国实现了一时的富国强兵，但他滥杀无辜，逆天道而行，逆人性而行，他也必然会给自己招来报应。那么商鞅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集，《王霸殊途》。谢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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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17/n1105154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