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曾被匡人所困,性命攸关之际,夫子却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是使子路弹剑而歌,夫子亦歌而和之,直至匡人解围而去。
后来孔夫子又于陈蔡之间为歹人困于荒郊之野,面对饥馑之苦与性命之忧,弟子们有的卧病不起,有的中心迷茫,夫子却从容自若,每日讲诵不断,弦歌不辍。
夫子之道大矣,虽然遭逢季世,却注定如那悠远的弦诵之声,延绵而不绝。
三百年后,在夫子的家乡鲁地,夫子的后人们为汉兵重重围困,一场兵祸迫在眉睫。
此时,汉王刘邦刚刚结束垓下的战事,消灭了昔日的宿敌西楚霸王项羽。然而在汉军上下大庆天下已定之时,北方却传来鲁城为项羽而坚守不降的消息。
向日,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虽然志在霸王之业的项羽并不满足于小小的鲁地,亦不屑于鲁公的封号,但传承夫子之教的鲁人们却恭敬守礼,以君臣之义事之。所以虽然前线屡屡传来楚军告急的消息,鲁人依然决定坚守城池至最后一刻。
刘邦听说鲁人不降,甚是意外。想来,楚军可谓熊罴劲旅、虎狼之师,如今死的死,降的降,连楚霸王这样的人物也都身首异处,而一个小小的鲁城,上无悍将,下无强兵,居然为项羽婴城固守,实在不自量力。
除了意外,刘邦更因对儒生与生俱来的厌憎而感到怒不可遏。刘邦出身市井,日日与屠狗之辈混迹一处,从来不喜儒术。有时来客戴儒冠,刘邦居然摘其儒冠,溲溺其冠以辱之。被后世称为汉初儒宗的叔孙通,初降刘邦时,也不得不变其儒服,换上楚制短衣。郦食其当初自荐于刘邦时,刘邦却说“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而今项氏已灭,天下唯刘氏之命是从,居然有一群鲁地的腐儒如此不识时务,敢犯兵锋。大怒之下,刘邦旋即引天下之兵奔袭北上,意欲屠城。
鲁城之上,守城的士卒远远望见远方尘烟大起,赤幡如焰,知是刘邦大军已至。而此时城中的学校还在授课,诸生们有的在米廪学礼,有的在东序习射,有的在瞽宗习乐。学校里,夫子之像高悬,先生们授课一丝不苟,诸生们似乎惟知前有先生,不知近有生死,惟知上有夫子,不知外有汉军。
不移时,汉军卷土而至,兵临城下,见鲁城城门紧闭,城上寥寥几个守城的兵士,不仅暗笑鲁人螳臂当车实在不胜其愚。至于樊哙、曹参、灌婴、周勃等一干悍将早已不耐烦,只待刘邦一声令下就要架梯而上,先登屠城。
正在此时,人们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铿然如玉磬,韵然如鸣泉。此季正值隆冬,长风猎猎,寒气凝空。那声音夹杂在风中,忽远忽近,似有若无。刘邦凝神听了一阵,终于辨别出来,回荡在汉军头上的竟是书声之朗朗,弦歌之悠扬。
本欲下令屠城的刘邦不知为何,竟莫名地锐气顿挫。刘邦自起兵以来,三年破秦,四年灭楚,终于马上取天下。他实在未曾想到这世上还有兵锋无法进犯一步的地方。而这种地方,无需金城与汤池之固,无需勇将与强兵之守,全然就在方寸之间——夫唯心无外物,则穷通得丧不能动之,死生祸福不能易之。此情此景,令一向慢而无礼的刘邦也为之肃然,乃知鲁国欲为主死节,真持义守礼之国,如果不是两军对阵,确切地说,是一军围城,刘邦似乎并不介意驻马于这弦歌声中,让杀气稍稍退去,让征尘稍稍沉淀。
正如当日孔夫子解匡人之围,脱陈蔡之厄,夫子的后人们,这些鲁地诸生,用不绝的弦诵之声使汉军们改变了主意。汉王刘邦没有下达屠城的命令,而是令人持项羽之头,以示鲁人父老,使知项氏已灭,天下归汉,又表示将以鲁公之礼葬项羽于谷城,并亲自为其发丧。于是鲁人知天意至此,方才开城出降。
之后,刘邦不仅礼葬项羽,对于项氏之族亦不加诛戮,又封项伯等人为列侯,赐姓刘氏。这其中自然颇有想借此感化鲁人的原因,然而,也未尝不是出于对夫子之教的敬畏。的确,虽然刘邦帐中亦有儒学之士,而对于儒士们所尊奉的夫子之教,刘邦却是第一次见识了何谓圣人之遗化。
刘邦走后,鲁地恢复了平静。米廪的诸生每日学礼,东序的诸生每日习射,瞽宗的诸生每日习乐,如此过了大半年。一日,博士叔孙通来到鲁地,要征召最有名望的大儒。原来刘邦自鲁地而返,不久即登基称帝。然而刘邦终究起自布衣,不识礼义,而与他一同起兵的一干悍将也大抵是莽人武夫,经常在宫中宴饮之时,大醉失礼,更有因争功不下,拔剑击柱,高声妄呼,令刘邦烦不胜烦。
这一切都被叔孙通看在眼里。叔孙通是鲁地之人,颇习儒术,又曾做过秦博士,熟知秦仪。于是叔孙通向刘邦进言,愿去鲁地征请诸生,采诸古礼与秦仪制定一部朝仪典章,使群臣习之,以为约束与节制。
叔孙通的到来,在鲁地的儒生中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光大夫子之教的机会,自当尽力而为,于是有三十多人愿从叔孙通而往。但也有人认为叔孙通此举多不合古制,特别是鲁地颇有声望的两位儒士竟因此不肯应征。
也许鲁地二生之所为在时人眼中的确有些迂腐,叔孙通更是斥之不知时变。然而,刘邦有言在先,要拣选古礼之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仪,并非是复原三代之古礼、先王之成法。而鲁之二生不肯曲学阿世以趋一时之用,这大概就是颜回所说的“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然而“不容然后见君子!”——宁可不能见容亦不屑于委曲求全,这难道不是卫道者的境界与气节吗?
最后叔孙通带着三十多个鲁地儒生回到京畿之地。他们经过一番考证、采选,又习之月余,终于制定出一套汉朝的朝仪典章。古人云:“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纲纪正焉。故而叔孙通所复者虽然只是礼之皮毛与末节,竟足以令汉之君臣肃然于圣教之威德。
汉七年岁首,长乐宫成,诸侯群臣将举行盛大朝会于宫中。
平明时分,有谒者治礼,引导群臣趋步入廷,而廷中早已车骑陈列,步卒威武,旗帜鲜明。殿前陛阶之上,有卫士数百,殿下则有列侯诸将军士,依次在西,东向而立;又有文官丞相以下,依次在东,西向而立。朝会按周礼九仪依次设置胪传。之后,皇帝辇出房,于是百官执戟传警,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者依次奉贺。如此场面,令诸侯振恐,公卿肃敬。礼毕之后,又设法酒。而进酒也要守礼,殿上有御史执法,凡有不合礼仪者,则立刻引去。于是虽然竟朝置酒,却无人大哗妄呼而至失礼。刘邦不禁感叹“吾今日才知皇帝之贵”。
虽然叔孙通的复礼,其一未以周书孔策为标准,其二只恢复礼之末端,而未复礼之大义,所以颇为后世儒者所指摘,然而毕竟使凤之一羽麟之一角得陈于皇庭之上,而儒教终于夫子没世三百年后,拨云见日,渐渐复兴。
光阴荏苒,自叔孙通离开鲁地后,不觉又是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间,汉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而鲁城中,却依旧每日弦诵不绝,井然如常,夫子的后人们因传承了先圣之遗化而如幽兰之生,卓然独立于每一段乱世或治世。
这一日,鲁地平静的气氛中多了一份曦然如初日的朝气。原来,当朝天子汉文帝下诏,要征召伏生入朝讲授《尚书》。说起伏生,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耆德大儒,当年曾做过秦博士,后来《尚书》成为禁书,伏生冒死把一卷《尚书》藏于壁中。直到汉朝之兴,伏生才破壁取书,结果只得二十九篇,却遗失了数十篇。此时的伏生已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不可能再去朝中讲学,于是汉文帝委派自己十分信任的晁错前来伏生处受教。伏生除了将《尚书》残卷转抄并逐篇讲解,又以隶书将自己所能记忆的篇目写了下来。
自然,在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如伏生这样冒死守护夫子之教的鲁人还有很多。其实就在伏生讲授《尚书》之时,在孔夫子家庙的一段墙壁中,就静静地宝藏着不知为何人所藏的另一部以先秦古文写下的《尚书》——这真是天之不丧斯文也,朝代可以更迭,人事可以代谢,不灭不朽的是代代相传的文明。
经过这些夫子传人的努力,《六艺》之学终于从几成绝学的危局中化险为夷,而鲁地之外,讲学求学之风亦因之一振,出现了一批当世闻名的鸿儒。譬如讲《易》者,有淄川田生;讲《书》者,有济南伏生;讲《诗》者,有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太傅;讲《礼》者,有鲁之高堂生;讲《春秋》者,有齐之胡毋生、赵之董仲舒。
然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时,窦太后又喜黄老之术,所以《六艺》之学虽然有所恢复,仍然未得大振。直至汉武大帝横空出世,独尊儒术,推行王道,夫子之教得以大放光华,武帝又广招四方文学之士,于是庙堂之上乃有深衣博带之鸿儒,四方之地则有耆年大德之尊宿,鲁城之上飘出的讲诵弦歌之声终于琅琅然闻于天下,传之千古。
赞曰:
天之不丧斯文也,又闻弦歌。
衣冠俯仰千载兮,与之相和。
大道与世难容兮,方见君子。
圣人遗化不朽兮,山之峨峨。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15/8/18/n45063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