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瘟疫，兵祸，天灾相继而至。晚清风雨飘摇，灾异不断。身逢乱世，应当随波逐流，浑噩且过？还是砥砺猛进，慧眼警醒？曾国藩感叹身在乱世，实为不幸。面对欺辱、毁谤、功名与诱惑，他战战兢兢遵循传统，勤谨修身。经历千百险阻，不屈不挫，终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虽位极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终。我们撷取曾国藩家书、日记及史稿，从财富观、修身思想、治家智慧、养生之道等不同层面，呈现曾国藩秉承的传统价值，为读者再现遗忘的精华传统。

曾国藩遍历朝野风云，看尽人间百态。在官场的熔炉中，令他劳心劳神的事实在不少。辛苦筹建湘军，朝廷无法支付他一文军饷，全凭他绞尽脑汁理财养军，为大清保住了江山。曾国藩长年呕心沥血，保养身体也是他面临的一大课题。

他在书信中，提到一些有趣的观点，诸如治身以不药为药，养生要诀“惩忿窒欲”“觉有病时，断不可吃药”“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等等。他列举了一些实例，提醒弟弟们保身之道不在于服药多少，而在于修身养德。

曾国藩对待一切事都采取“尽其在我，听其在天”的态度。他在养生之道上也是如此。他说：“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体格强健的人好比是富人，因为戒掉了奢侈而更加富裕；体格赢弱的人好比是穷人，可以因节俭而得以自我保全。

养生要诀，他提倡古人所说的“惩忿窒欲”。“惩忿”也就是减少恼怒，“节啬”就是截窒欲望。比如一个人喜好功名，争强好胜而导致用心太过，用尽心机，这些都属于欲望一类。他曾说，一个人的心境不应该太苦，应该活泼开朗，养出一片活泼生机，这是去除恼怒的办法。

他还认为“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寿命长短，有无疾病，一概听天由命，没有必要再费心妄想，再去计较。“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祗，皆妄想也”，那些多吃补药，求神保佑健康的做法，在曾国藩看来都是妄想枉然。

随着曾家门第声名显赫，曾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曾氏兄弟为国立功，朝廷封爵重赏曾氏一门，地方官员也不敢怠慢。曾国藩本人收到了不少补品补药。后来他发现，全家大小，不分老幼，几乎没有人不吃药，而且所有的药都花费不菲。有的甚至吃补药，还吃出了毛病。他的四弟澄侯（曾国潢）春天吃了很多补药，夏末又吃了很多凉药，到了冬天又吃很多清润之药。曾国藩劝弟弟最好先停药，用饮食调养。并叮嘱他若非大病，不要吃太多药，“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养生的方法，在于谨慎饮食，节制欲望，而不在于吃很多药。劝弟弟如果不是生了大病，决不要多服太多药。平常养生，尽可能在“慎饮食、节嗜欲”上多下功夫。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正值中年。47岁的他肝肾出了问题。他对沅弟曾国荃等人说，中医说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他意识到现在的眼病，以及夜晚失眠，都是因为肝郁不畅，心火太旺所致。他意识到焦虑忧心，怨天尤人的心态不仅难以处世，也不利于修身养德，养德不够就很难保持身体健康。于是他写了“平和”二字，再三叮嘱弟弟，与其共勉。

每当同僚或亲朋生病，曾国藩每次劝别人都是以不吃药为上策。“余阅历已久，觉有病时，断不可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亦不可多”，以他的经验，感觉有病时，决不要吃药；没病时，可偶尔吃些补剂调理身体，但也不能太多。

同治元年（1862年），季弟曾国葆得了一场大病。曾国藩写信慰问弟弟，并为他轻率用药感到忧心。于是他给季弟讲了几个例子，即不吃很多药，也能痊愈的事。

他说起幕僚吴彤云因为病得极其严重，已经交代了后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人转交给曾国藩。其它的事曾国藩都一概答应，惟独劝他不要再吃药。吴彤云停药后，一连十一天都没有再吃药，在七月十九日这天出现了转机，他的恶疾减轻了十分之四，呕吐等症状也减去了十分之七八。曾国藩坚信，这可保他不会再出现大的变故。

同年五月末，湘军将领李希庵（李续宜）也病得很严重。曾国藩写信告诉他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李希庵停药一个多月后，病情也已痊愈，而且咳嗽已经止住了。吴彤云和李希庵二人，都是停药不吃药后，收到了明显效果。曾国藩还提到曾家的塾师邓寅皆，“邓寅皆终身多病，未尝服药一次”，邓寅皆一生有不少病，但始终不曾吃药。曾国藩知道季弟太迷信药物，而且特别喜欢换药方，劝他不要过度依赖药品。谆谆嘱咐弟弟按照他的话去做，以不吃药为戒。

每到春天，曾国藩都担心沅弟（曾国荃）的肝病发作，所以每次写信，都会关切地询问他身体近况。曾国荃每每应答都含糊其辞。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曾国藩收到沅弟的书信，看到其中几句话“肝病已深重，痛苦疾病已形成。我逢人便发怒，遇事就忧心”。曾国藩知道了沅弟身体的实情，于是回复弟弟说道：“这病不是药所能治疗，必须得将万事看空。遇事不恼不怒，疾病才能逐渐减轻。犹如蝮蛇咬手，壮士要斩断其手，才能保全生命。弟弟你若想保全性命，应当把恼怒当作蝮蛇，戒掉恼怒不能不没有勇气，恳切叮嘱！”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同时受封爵位。至此，曾家门庭达到鼎盛。曾国藩将养生、保家之道相提并论。他认为，家道长久，不在于倚仗一时的富贵和官爵，而是依靠祖上留下的家规。不是倚仗一两个人的骤然发迹，而是依靠家族众人的维持。如果某天罢官回家，无论对待老亲旧戚，还是贫穷族人，他都不会怠慢，对待贫穷与对待富贵一样。在兴盛时，要想到衰落时，家运基础自然深厚坚固。他保家运，也保健康。为此提出了五条保养方法，其中二条即是克制嗔怒、节制欲望。

同年，曾国藩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师围剿捻军。因劳心伤神，他的眼睛愈加昏蒙不明。很多官员来探望他，他仍坚持不服药之说，平常靠静坐、念经、内视等办法为自己治疗眼疾。眼睛昏蒙不清，曾国藩反省己身，作了一幅对联自警，对联是：
“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
两眼沐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谈到这方面的道理，《庄子》中也有个例子，有个叫张毅的人，到处拜访交往富贵人家，但不知道养身健体，结果四十岁时死于内热疾病；而西晋的石崇希望通过吃药保持强健的体魄，但他却残忍好杀又贪恋美色，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古代先贤懂得既要养生，也要养德，二者不可偏废，才是真正的保养之道。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日记》
《曾国藩全书》第247页，248页，251页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15/n134397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