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篇（25）

从熙丰新政到元祐更化，大宋朝在变革与反变革中迂回动荡。然而，比之变法成败更为重要的、令千载后世为之景仰的则是那一批宋士大夫们不为退转的道德实践与浩乎沛然的正大之气。满怀着那样势无可阻的正气，他们无论在政坛上大有作为或是无所能为，他们注定都将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大放异彩。

苏轼与宋世文坛

从熙宁至元祐，是宋代文坛的盛世，为后学尊为“唐宋八大家”的六位宋代古文家，除了稍早一些的欧阳修与苏洵，另外四位，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皆是活跃于这一期间。特别是苏轼，堪称宋代文坛之集大成者。

说到苏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词。盖因苏轼之词，实开有宋一代之风。宋初词坛受晚唐五代影响甚深，晏殊虽有“北宋词家初祖”之称，其实仍不脱离人愁绪之一路，欧阳修之出，宋词始有清丽之音，亦不脱婉约之一派。直至苏轼之出，其为词也，如万泉涌地而出，浩浩荡荡，恣意汗漫。于是宋人之词从宴游之所，乃升大雅之堂，有了与唐诗并重之地位。然而说起苏轼之文才，又何止于词，其人于诗、于赋、于议论、于散文、于“四六”无不兼长，从短章小札，至高文大册，天生健笔，纵横跌宕。与苏轼同时，有苏门四学士者，俱是当时名士。苏轼身后，更成为天下文学之大宗，他的文章与大名传播海外，高丽文人、日本文人对苏轼之推崇比之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所谓文如其人，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人。元丰二年，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坐贬黄州，而于此人生之低谷，他却写出了一生中最为壮阔、最为旷达的文字。元祐九年（绍圣元年）苏轼以垂老之年一贬再贬，至于琼州儋耳，即今日之海南，在当时却是文明不化之地。苏轼之来，为儋耳开辟文学之风。他曾借姜唐佐手中扇，题诗相赠，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赠的是后生姜唐佐，赞的是儋耳之文统有继，然而，字字又何尝不是苏东坡自己不为摧折的浩气，更比当年“大江东去”崔嵬万丈，如注天潢。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士大夫领袖。但他其实更是一位史学家，而非政治家。司马光与史学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宿缘。史载司马光七岁时，第一次闻讲《左氏春秋》，就很喜欢，回家后对家人讲起，竟能陈其大意。司马光亦谦虚自陈为“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却“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

司马光所在的宋代是一个注重修史的时代。北宋诸多名臣，王禹偁、钱若水、杨亿、王旦、李昉、欧阳修、尹洙、曾巩、王安石、吕公着、吕大防等等都有修史的经历，成就较大者，有王溥之《唐会要》《五代会要》、王禹偁之《五代史阙文》、欧阳修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埋首史海的北宋诸贤们，治史思想、修史风格不尽相同。譬如欧阳修治史，犹有文人气质；王禹偁治五代史，重轶事阙文，务使善恶有鉴，不致泯灭。而司马光治史的目的则在于辅佐人君。他有感于史书浩如烟海，人主日理万机，难于遍观周览。于是决定整理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史书，且“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使人君有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即位后，为这部尚未完成的史书赐名为《资治通鉴》。

熙宁四年，司马光离开东京汴梁，他的政治主张不能为宋神宗所用，于是退隐西京，从此绝口不提政事，一去就是十五年。在花木幽深的洛阳，他作独乐园，修读书堂，引水凿池，聚书五千卷，平日读书其间，待明月之自至，等清风之自来，几忘人间世。他也时常与同在洛阳的富弼、韩琦、吕公着、邵雍往来，俱是当时清德嘉士、巨卿名公。此外，他又在家中穴地为室，以避暑热，并在这里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鸿篇巨著。凡史家者，即不免一家之言，盖不能无失于偏颇，司马光亦然。不过，令人感触的是，当他独坐地室之内，引烛而书时，想到的却是“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可谓拳拳忠心，天地可鉴。

沈括、苏颂与北宋科技

从熙宁至元祐，还出现了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位科学家，一位是熙宁间的变法者沈括，一位是元丰间的改制者苏颂。

元祐四年，新法尽废，活跃于熙宁时的变法派大臣沈括带着政坛上的失意，举家迁至润州，在那里他早已托一道人买地筑室。沈括早年曾经梦至一处小山，山花如锦，上有乔木如盖，使人乐而忘返。当他来到所买之地后，居然发现那正是自己梦中所至之处，遂名之梦溪园。想来，沈括所以这样命名他的终老之所，大概还与他历经了熙宁元祐的人世变幻后，倍觉人生如梦不无关系。

在梦溪园中，这位宋朝的士大夫，这位于天文、地理、军事、水利、医药、音律、书画鉴赏无不精通的奇才，以一种超越沧桑的释然，在《梦溪笔谈》卷首篇写道：“予退处林下⋯⋯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继而他又声明，在这部笔谈中，他不谈“圣谟国政”、不谈“宫省之事”、不谈“士大夫之毁誉”，饱经政治风云的沈括似乎有着他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录之于笔端，去书之于简册。九百年后，沈括的《笔谈》因为收录了中国11世纪所有伟大的科技成果，而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而沈括则被尊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至于苏颂，他曾于熙宁年间因拒绝提拔一位变法派人物而触怒神宗，亦曾积极参与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而受神宗重用，又曾于新法尽废的元祐年间成为哲宗的贤相。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位身居高位，却不立党派，而又能同时见容于新党旧党的人物。

读史至此，我亦不免好奇，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宋史》说他器局宏远，不与人较短长，以礼法自持，富弼称他为真古君子，朱熹称他为伟然君子⋯⋯于是一位仁厚长者、岿然高年的形象跃然而出。

并且，这位众人敬仰的长者又极为博学，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乃至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精于天文机械之制造。元祐三年（1088年），68岁高年的苏颂开始主持复制水运仪像台，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大功告成。那是一台高12米、宽7米，庞大精密的天文仪器，上层为浑仪以观测天体，中层为浑像以演示天象，下层为司辰，用以报时，可谓精妙绝伦，令人叹为观止。水运仪像台被李约瑟赞为欧洲天文钟之祖，苏颂其人则被李约瑟赞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回首熙宁至元祐，除了文坛、史学、科技界的风生水起，还有画坛上，崔白抛开前人的画稿，一改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画风，去写生万物；郭熙以他的三远构图法，使北宋山水画向着更为“高远、深远、平远”的意境延展。苏轼、文与可、米芾将文人的灵动与意态溶入画中。书家之中，苏轼随着他际遇的变迁，从短长有度肥瘦有态的逸笔，写成大海风涛之气，黄山谷见《瘗鹤铭》，遂作大字，取势险奇，恣意放旷，为怀素后又一草圣，而米南宫刷字，则八面出锋，如风樯阵马，于篆隶真行草书无所不能⋯⋯

那是怎样的一个充满灵性天趣与生命活力的时代啊！那段政局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云集了几乎堪称是北宋一朝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以士大夫的身份在北宋的政坛上匆匆而过，他们的长策与政见亦时过境迁，永不磨灭的是他们的道德忠义之风，又发而为文，转而为史，变而为学，北宋文明之盛臻于此时。@＃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7/26/n81387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