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曾是习近平的心腹大秘，他的强势升迁之路是习近平一手打造。自从习在2012年底掌权之后，李强的官运势如破竹。他先是在2013年初被提拔为浙江省长，紧接着，三年之后又被调升为另一经济大省江苏的省委书记。在江苏任职仅一年多，就转调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成为这个中共入常跳板之地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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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在上海期间应对疫情不力，很多人认为，封城失策的灾难性后果会成为他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大阻力。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强不仅入常，而且还打破常规，直接跨越所有其他人选成为中共第二把交椅的待任总理。
有人说，现任团派总理李克强是被习近平边缘化了的最弱的一位总理。其实，李克强再弱也还是国务院行政系统的政府首长，可以发出“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黄河长江不会倒流”的不同声音，和习近平分庭抗礼。
但是，李强不同，李强的权力是习近平赋予的，所以他必然在各方面都会毫不犹豫地忠诚于习近平的理念。他在上海期间就严厉执行习近平不合情理的清零政策，日后在他领导国务院期间，自然也不会违背习近平的意愿。李强很难走出“习近平大秘”这个角色。国务院很可能会因此沦为党中央的应声虫。总理变跟班，李强尴尬的弱势地位将前所未有。
底气最弱的草根总理
1959年7月，李强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县。1976年，在文革期间没能好好读书的他，17岁就到县里的一个机电排灌站当了工人，后来又到瑞安县工具三厂干了一段时间。恢复高考后，李强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宁波农业专科学校（现在叫万里学院），学了4年农业机械。
李强入常成为总理人选之所以让人惊诧，是因为和中共以往的各任总理相比，李强在各方面都显得背景弱势，底气不足。他基本上算是一个从草根阶层爬上来的官员。所以，当他成了候任总理以后，老家的人在他的故居老宅大肆庆祝。
差强人意的学历，显然是李强难以服众的最大短板之一。虽然他先后在浙江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进修管理专业，还拿了个硕士文凭，但那也只能是装装门面。李强在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特出政绩，几乎是草根状态的情况下，一路窜升成为中共一人之下的顶层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贵人”习近平。
李强在主政江苏之前，从政40年都没有离开过浙江，是个地道的草根官员。没有习近平的庇护，他可能至今都还走不出浙江这块地。没有习近平的资源，他以后即使当了总理也难有立足的根基。所以，李强注定了只能跟着领导跑，以习近平马首是瞻。
温州模式起家 自宫命脉表忠心
李强的弱势不仅在他的背景方面表露无疑，在执政方面有更多无可奈何之举。
李强常把故乡温州引以为傲地挂在嘴边。他说，他在温州生活学习到19岁。其实，李强在温州的经历远远不止19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仕途也是在温州开始的。他的从政经历中最爱打的就是温州牌。温州模式也是给他的早期仕途屡屡加分的主要亮点。可惜，他后来为了顺从上意居然自我打脸，否定了他赖以起家的温州模式。
1982年，李强从农校毕业以后，又回到了老家温州的瑞安县。但他并没有把农机专业学以致用，而是转入仕途。从县团委书记做起，没多少年就做到了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2002年当李强再次回到温州时，已是温州最年轻的市委书记。
温州模式是更接近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模式。当地政府扮演了“无为”者的角色，减少行政干预，因而激发了民间经济的活力。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享誉全国的“一枝花”。
李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亲眼见证了温州自由经济模式的成长过程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奇迹。他在主政温州期间，又进一步宽松了温州的市场环境。他曾对媒体说：“温州是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温州的改革不能丢。”李强在担任浙江省长后，三年内曾五次赴温州调研。后来，李强还沿袭温州模式的简政放权的核心理念，率先在浙江富阳试点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大幅削减政府管辖的行政权力。自2015年初起，李强力推在浙江建设开放式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浙江最大的活力来自民本经济。李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浙江需要新一代企业家人才。他在私下里和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后来被整肃的民营企业家都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曾把马云视为他最喜欢的聊天对象之一。
不难看出，李强很明白，改革和开放是发展的命脉，在这一点上，温州人李强和中共内部力主改革的团派并无多少差别。但是当习近平强调计划经济管控和打击民营经济，走回头路的时候，李强作为习近平门下的近臣却高调附和，大力执行。这无异于自宫命脉。
共产党体制中，保持对领导人的忠心始终被看成是第一位的。李强虽然重商、重人、重经济，但是他毕竟靠当官营生，他最看重的必然是主宰他升迁的领导。为了升迁，他不惜自毁根基。
上海封城成死穴
中共二十大后，李强在没有正式接任总理职位之前，却率先接任了曾由李克强兼任的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组长一职。这一职务其实是点出了李强仕途中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李强在上海封城期间的表现。李强在一次会议中强调要“充分认识、充分肯定”三年来中国疫情防控取得的“巨大成效”。这个不光是吹捧习近平，也是对自己在上海抗疫期间政绩心虚的表现。
实际上，在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时，李强在上海最初是主张精准防疫的，采取了较宽松的防控手段，也倾向一些专家提出的与病毒共存做法。然而，当最高领导决定采取更严厉措施时，他表现出了一种分裂状态，迅速否定自己，表露忠诚。
上海是中国的龙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工业、金融、外贸和航运中心。李强在主政上海的最后阶段，因为强力推行封城严控的清零政策，上海封城两个月，给这座活力四射的国际化经济大都市带来重创，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经济和民生都濒临崩溃。这差点毁了李强的政治生涯。
按照惯例，疫情失控地区的领导是要被追责下台的。武汉病毒爆发导致的武汉封城灾难迫使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下台，香港疫情失控使得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无法连任。但唯独在发生更大疫情灾难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不但没有被追责下台，还有惊无险地成了中共排名第二的常委。这彷佛是带病提拔，不光会导致中共其他官员有异议，曾饱受隔离苦难的老百姓也会不服。
李强会因此对习近平更加感恩戴德，更加忠诚不二，但这也必然导致李强以后的执政根基不稳，全赖习近平支持护佑，他的总理地位也更加弱势。
真空接班 祸福难料
也许李强会因为和习近平的特殊关系而在施政期间获得习的大力认可和支持，但是他和即将产生的新国务院班子却有另外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就是李强等人没有国家层面的治理经验。
以往的中共总理在接班之前都会有一段在中央工作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经历。李强这次是直接从地方空降到国务院接班，还要搞一个几乎涉及各个部委的全员大换血，俨然就是一个很难落地的真空团队接班。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面对一个复杂的政务系统，李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经历三年多疫情的连番打击之后，中国的经济民生在已经四面楚歌、脆弱不堪。共产党累积的民怨已处在爆发的边缘。没钱支撑的政府又导致官怨沸腾，很多官员无奈躺平。李强即将领导的国务院在赶走团派之后，既缺乏根基，也失去了一大帮熟悉政务的帮手。
李强以前是一个亲商的实用主义者，常有打破政策界限之举。商界的许多人认为李强是一个相对偏自由派的中共官员，他更喜欢讨论商业交易而不是政治。但他更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把对领袖的忠诚放在第一位的官员。
据一个熟悉李强的人透露，李强在当习近平的大秘期间，曾在习近平的办公处有一间小卧室，当习近平工作到很晚时，他经常陪待在那里。李强的国务院注定是要围绕着习近平转的。
习近平目前肯定是把政权的维稳当作头等大事。习近平撵跑了李克强，把干活的事都一股脑地甩给了听话的李强。为了报效老板的知遇之恩，李强既要搞经济，也要搞政治，还要应对中美对抗带来的各种国际压力。如何把习近平模棱两可、甚至是矛盾的指示付诸实施，必定会让李强头痛不已。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看是失意的汪洋和胡春华都一走了之享清福去了，一时风光得意的李强却接了一个再也甩不掉的烂摊子。李强的真正麻烦可能近在咫尺。
——《时事人物》制作组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2/22/n1393589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