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汉字的创造是一种有明确指导思想(“分理之可相别异”)与形体构造原则(“依类象形”、“形声相益”)的自觉创造活动。那么汉字形体构造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的“六书”说。
“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中记载周代保氏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部分提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对于“六书”的名目,《周礼》却未言明。
直到西汉末年刘韵修《七略》,“六书”名目方始得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是对于“六书”的具体内容,刘韵却未提及。
其后,东汉初年的郑玄在为注《周礼.地官.保氏》而作的《周官解诂》中,将“六书”的名目及次第作了修正,谓“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又过了几十年,至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面世,人们才得以窥“六书”之全貌。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可见,至少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周代社会,作为“造字之本”的“六书”,已是作为童蒙习字的基础知识来传授。掌握了“造字之本”,学习起来汉字自然能提纲挈领,直见真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关于“六书”的称说,清代以后,人们大都采用刘韵的次第、许慎的称名,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但我们认为,“假借”应该先于“转注”出现,故正确的应该排序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
后文,我们将主要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对“六书”的内容详加解说。
附:许慎与《说文解字》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许庄村)人,大约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初年(约公元58年),卒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享年八十余岁。其仕履初为汝南郡功曹,后举孝廉,迁太尉(丞相)南阁(汉丞在朝廷的办公处)祭酒(书记长),再迁沛郡洨县(今安徽省固镇县)之长(称病归里,未履任),故后人亦称其为“许祭酒”、“许洨长”。许慎“性纯笃,少博学经籍”(《后汉书.儒林传.许慎》),曾于京师洛阳师从著名经学大师贾逵习古经文,先后亦曾转益多师,并以太尉南阁祭酒的身份受诏到皇宫藏书处——南宫东观典校秘笈(“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再造脱误,是正文字”),精通古今文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引同上)
许慎作《说文解字》,缘起于当时因儒家经典传本文字形体不同而酿成轩然大波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合《乐》于《诗》或《礼》而称“五经”),由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西汉时“五经”通行传本的字体都是隶书,因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谥号)刘余拆孔子故宅从墙壁中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以及北平侯张苍(原为秦御史,归汉后封北平侯。北平,今河北满城)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均为古文所着,故称“古文经”。
但对于古文,“世人大共非訾(ㄗˇ、zǐ,诋毁),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文字字体),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说文解字.叙》)。
因汉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书文字字体不同,自然影响人们对经学的理解,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时的帝王对此都十分重视。
汉宣帝在位时(前73年~前49年),曾召见齐地一位通晓《仓颉篇》(秦相李斯等所作的小篆)的人,并派人跟其学习;汉平帝在位时(前1年~公元5年),也曾征召爰礼等一百余人在未央宫里解说文字,并敕封爰礼为“小学元士”(文字学博士);汉章帝元年(公元76年),亦曾召贾逵与诸儒讲学北宫白虎观;建初八年(公元84年),又命贾逵等人挑选一批“高材生”,在黄门署专门为他们讲经。许慎可能就是于此时受业于贾逵。
许慎立足于古文经的观点,认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经典赖以存在的基础),王政之始(实现仁治的先决条件),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叙》)
所以其子许冲在《进书表》中说:“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
这就是《说文解字》成书的由来。
《说文解字》,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许慎命其子进献,历时22载,堪称精心用意之作。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集大成。
正如作者在叙中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进书表》亦称:“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实非过甚其辞。
“说文解字”包含“说文”和“解字”两层意思。
“文”是“依类象形”的产物,是单体结构,不能分解,故说而明之,是谓“说文”;“字”是“形声相益”的产物,有两个以上构成部分,可以分解,故解而析之,是谓“解字”。
《说文解字》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古文、籀文,收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说解字义、辨识字读的大型字书,是中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其学术门类涵盖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方面面。
该书进献不久即流传于世,倍受推崇。南北朝曾有人将许慎与孔子相提并论;唐代以《石经》、《说文》、《字林》取士,更提高了《说文》的地位。
清代王鸣盛称:“《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所言虽或过分,却也约略揭示出《说文》与其他经籍的内在联系,不为无见。
历代注疏之学,多得益于《说文》;历代工具书特别是字书,大抵是直接或间接祖述《说文》的。其在文字学史上的核心地位,无可争议。@*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14/2/13/n40818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