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亩产万斤的疯狂后，好像人们的思维都不正常了，好像真相信共产党能变魔术一样变出粮食来。

58、59年那时，农村按上面要求，家家炉灶都不许开火，有的地方要求把炉灶拆了，说农村要像工厂一样，过集体生活，吃食堂，一家一户是小农经济。

我们家那个村，农民家的房子都是一排排连起来的，也就是，我家的东墙，就是东面邻居的西墙，拆了一面墙，两家就通了。

农村办食堂的那阵子，从我家起，连拆了三家的墙，把三家人家都打通了，砌起了一个有五、六灶眼的大灶台，大约有10米长，这个灶台就砌在我家房子里，其余两家摆了些桌子、板凳，算做吃饭的地方。几个邻居大娘做炊事员，公社食堂就办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食堂挺热闹。农民祖祖辈辈过的是一家一户封闭的生活，现在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在一起吃饭，熙熙攘攘，大呼小叫。广播天天喊“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广播喇叭就装在我家门口，食堂一天做好几次饭，除一天三顿外，上午、下午还加一顿点心。那时候，农民好开心，觉得社会主义原来这样好，从此吃饭不用愁了。

58年，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一个离家较远的农村帮收割稻子，不仅白天干，夜里就着月光还要去割稻子，记得我的一个女同学还让镰刀割破了小腿。我们在田里干活，农民伯伯就一天几次给我们送饭，劝我们多多地吃，说，我们再也不担心饿肚子了，社会主义就要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维持时间好像很短，把个月，饥饿的恐慌就降临了。

很快食堂的几个大锅，煮的不是米饭而是煮的都是水了，里面放一小把米，水开了，把调好水的面粉或者米粉倒下去，一搅，变成一锅面（米）糊糊。开饭时，一勺一勺打给大家。所以，在食堂开饭时，可以听到一片稀里哗啦的喝汤声，锅底那点饭粒子早在开饭前已经不见影子了。

那时我每天早晨要走8里地去上初中，带上中午饭，说饭，也大都是粗粮加咸菜。现在想起来感到惭愧的是，我每天离家都要穿过食堂，因为我的伯娘在食堂，有时会叫住我，在我妈妈准备好的饭盒里给我加点大锅里的饭粒。

最苦的日子，我记得是61年。我爸原来有工作，因为老是生病，只好退职了，拿了三个月的工资回到了乡下，正逢上这个“困难时期”。三个月工资，百来块钱，当时国家实行“三高”政策，哪三高记不得了，反正那时商店里空空如也，但有钱人可以以很高的价格买到食品，穷人只好饿肚子。所以我爸那三个月工资就买了三担地瓜（番薯），很快就吃完了。

我们家里人一直说，在困难时期，是我救了他们的命，没有我的30斤霉面粉，他们就活不过那个夏天。

那时候，我倒没有饿肚子，因为我住在学校，一天一斤粮还是保证的，只是饭里掺了地瓜干之类的。那个年代，越没有吃，人还越能吃。不论男生，还是女生，每天一斤粮都能吃下去，我们学校是这样分配的：早饭、晚饭4两，稀饭；中午半斤（16两制），干饭。饭放在一个大桶里，一个班级一桶，开饭时，大家排着队，有两个人负责给大家打饭（轮流值日），一人一勺。如果打完还有剩下，那也决不是随便加给哪个的，值日的就会按一个本子上的名单，加一勺，下次剩了，接著名单加下去。没有哪个人能多吃一点，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放弃加一勺的机会。饥饿面前的绝对平均主义真是无与伦比。

61年夏天放暑假，学校给学生发30斤全国粮票，这就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那时地方粮票已经买不到粮了，全国粮票还可以。

我回家后，家里一听说我有30斤全国粮票，全家人高兴极了，第二天就去公社粮站买粮。买回来的是什么粮啊，是发了霉的、已经成浅黄褐色的面粉，一股刺鼻的霉味，可依旧没有减弱全家人高兴的心情，毕竟是粮食啊，全家人已经好久没见到粮食了。

这个暑假，我能做的就是和我嫂子出去采树叶，经常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因为能吃的树叶，附近都采光了，也不是所有的树叶都能吃，把采回来的树叶和着那个霉面粉，做饼吃，大部分是树叶，和一点点霉面粉，也不放油，没有油可放。

我记得最可以吃的树叶叫油树叶（不知道是不是学名），揉一揉，有一点粘粘的水出来，和在饼子里，没有那麽干，好上口一些。

我们家就是凭着它，度过了61年夏天那个最困难的日子，后来到秋天了，地里的稻子成熟了，饥荒就稍为缓解一些了。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4/12/23/n7569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