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都源出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利用“功能性大脑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技术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者说，当受试者说谎时，杏仁核——与情绪和决策相关的大脑区域活跃度会减弱，表明受试者可能对说谎失去敏感，以后更容易不诚实。

“把大脑叫做机制，将它极大地简单化了。”

当然，滋长不诚实的品性，这不是什么新鲜概念。近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我们的性格——无论是勇敢、是怯懦，是放纵、是自律，是慷慨、是恶毒，都是习惯的产物。美德和恶习不是行为，而是习惯。他说，我们习惯让自己做的事，会塑造我们自身。

让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如此有新意和新闻价值的，是其提示出了行为模式与大脑活动模式变异之间的联系。作者说，他们的研究为“不诚实怎样逐渐升级提供了机械的说明，表明这和大脑中情感相关区域活跃度减低有关”。

大脑不只是机制

对于这类成果可能有三种误解。首先，它似乎在暗示，说谎等行为可归结为“机制”。这样说意味着大脑是一台机器，可以用纯机械化术语加以认识。事实上，把大脑叫做机制，将它极大地简单化了。

比方说，我们知道，大脑包含近1,000亿神经元与约150万亿个突触，听上去像一台复杂得惊人的思维机器，而诸如对大脑灰质、电路或神经化学的分析，无一能实现从机制到我们现实体验的飞跃。

“自然科学的语言不足以说明人类的经验，其中包括说谎的经验。”

现代神经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尔斯‧舍林顿（Charles Sherrington）有句名言，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可能会让我们极为接近思想的门槛，但就在这个地方，它们和我们“拜拜”了。

自然科学的语言不足以说明人类的经验，其中包括说谎的经验。读莎士比亚的人都知道，谎言远比任何大脑活动模式都更为复杂丰富。

大脑不是思想

这类报告时常引起的第二种危险误解，是让人得出大脑等同于思想的观念。可以肯定，当脑化学和脑电活动发生改变时，对人的感觉、思想和行动会有很大影响 ，精神类药物和电休克疗法不时显效就是例证。

但在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中，这种因果是反向的：不是从大脑到思想，而是从思想到大脑。我们只需看一看人类的创造就知道，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甚至自然科学成果都源出于想像，这意味着我们在决定是否要诚实时，有比突触化学反应更复杂的东西在起作用。

“说谎不是大脑的错，而要追到大脑所属的人。”

事实上，人类思想并不受科研中观察到的大脑运作的生理规律所束缚，说谎的能力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格列佛游记》中写的，说谎就是“把非说成是”，人类总在希求拥有自由意志以及心灵超越生理规律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一种深刻的见证。

怪罪大脑

脑科学领域新发现引致的最危险误解，或许就体现在CNN和PBS的头条新闻中，将谎言说成是“大脑的错”，以及“大脑连续说谎”这样的概念。这似乎在说，说谎是脑部发生的事情，是大脑的事，就像心律失常发生在心脏、绞痛发生在肠道一样。

现实中，说谎自然不是大脑的错，而要追到大脑所属的人。当人说谎时，他或她不仅仅是错了，而是在欺骗。说谎的人故意扭曲真相，误导他人，以期获益，将其目的凌驾于他人的理解和信任之上。

“比起品格，谎言更少关乎化学。”

即便是在“功能性神经成像”的时代，也没有一种谎言探测器能确切判定人们是否在说真话，也没有“诚实血清”这样的东西可以强迫他们如此。每种言语表达的核心，都是道德判断行为，只有用人的品性才足以说明。

说谎非关生理法则，只关乎道德规范。比起品格，谎言更少关乎化学。它不仅仅反映出我们在某一时刻采取怎样的权宜之计，也反映出我们实质上是什么人。讽刺的是，尽管“反应得当”不如“做个好人”来得意义重大，我们所作出的道德妥协，抑或拒绝作出的妥协，叠加起来基本就等同于我们这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憎恶自恋者、骗子和政客的欺骗行为，高度尊敬那些努力说真话者的品性——即便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刻，他们也会努力如此。这些行为在道德上应受谴责或堪称榜样，恰恰是因为我们将其认作人的自主选择，而不是生理的必然。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6/12/14/n85924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