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52）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12. 胜利的另一面

卫国战争期间对各族群全体的放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历史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这些民族被集体指控“采取颠覆策略、从事间谍活动和勾结纳粹占领军”。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局才最终承认，发生了“普遍的过度行为”。60年代，一些因“勾结敌人”而从地图上被删除的自治共和国，最终恢复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余活着的被放逐者才最终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直到1989年，克里米亚鞑靼人才完全获得平反。直到60年代中期，逐步取消对这些民族的制裁才不再是最高机密；1964年以前颁布的法令才公之于众。也只有通过1989年11月14日的“最高苏维埃宣言”，这个苏维埃国家才最终承认，“斯大林政权对全体被放逐的民族所犯下的残暴行为之刑事违法性（criminal illegality）。

日耳曼人是德国入侵苏联几周后首个被集体放逐的族群。根据1939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有142万7,000名日耳曼人住在苏联，其中大多数是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定居于俄国南部广袤空地上的日耳曼殖民者的后裔。1924年，苏联政府建立了伏尔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日耳曼人约有37万人，仅占定居的日耳曼移民人口的四分之一。纵观全苏联，该族群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主要在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莫斯科、列宁格勒诸地区）、乌克兰（有39万人）、北高加索（主要在克拉斯诺达尔、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塔夫罗波尔诸地区），甚至在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1941年8月28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伏尔加自治共和国、萨拉托夫地区以及斯大林格勒的所有日耳曼人都要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该法令将此举描述成一项人道主义措施。

正当红军全线撤退、因士兵阵亡或被俘虏每天损失数万人之际，贝利亚把NKVD逾14,000人转投到这场行动上。该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伊万．谢罗夫将军领导。在对波罗的海诸国的种族清洗期间，他已显示出在这种行动中的效率。即使考虑到特殊情况和红军的意外失败，这场行动的残酷性依然令人震惊。从1941年9月3日至5日，44万6,480名日耳曼人被用230支车队放逐，平均每支车队包含50辆卡车。这意味着，每支车队有近2,000人，或每辆卡车有40人。这些车队每小时仅行驶几公里，花了4至8周才抵达其在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南部巴尔瑙尔（Barnaul）、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区的目的地。和以前被逐出波罗的海诸国时一样，这些被迁移的人，按照官方的指示，“有一段时间来收集够吃最短时间一个月的食物。”

以下摘录自1941年8月28日的法令：

“根据军方当局收到的可靠信息，住在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正窝藏着数万名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率先得到来自德国的信号的暗示，将立即在其居住的地区组织破坏性活动。苏维埃当局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破坏分子和间谍的存在或数量。伏尔加的日耳曼人正哺育着人民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如果破坏行为的确是伏尔加自治共和国或邻近地区的日耳曼破坏分子和间谍奉德国之命实施的，那么就会有流血，苏维埃政府就如战时才会做的，不得不对伏尔加的日耳曼人采取惩罚措施。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和大量流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一项决定，将伏尔加地区全体日耳曼人口转移他处，给他们提供土地和国家的帮助，使他们能在其它地区重新定居。

“为此，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阿尔泰、哈萨克斯坦，以及与这些地区相邻的其它地区，已经预留出土地充裕的地区。”

主要的放逐行动进行的同时，辅助的行动也随着军事命运的起落而展开。1941年8月29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提议，要清洗掉列宁格勒市及该地区的96,000名有日耳曼和芬兰血统的居民。次日，德国军队抵达涅瓦河，切断了连接列宁格勒和该国其余地区的铁路线。包围的风险变得日益严重，且有关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撤离该市平民或准备任何储备粮应对万一被围困时的情况。尽管如此，同一天，8月30日，贝利亚仍发出通知，下令将13万2,000人逐出列宁格勒地区：96,000人坐火车，36,000人过河。结果是，德军抵达，迫使这场放逐行动暂停，NKVD仅来得及逮捕和驱逐11,000名有德国血统的苏联公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些地区开始了类似行动。在莫斯科地区，9月15日有9,640名日耳曼人被放逐；在图拉，9月21日有2,700人被放逐；在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的旧称），9月14日有3,162人被放逐；在罗斯托夫，9月10日至20日有38,288人被放逐；在扎波罗热（Zaporizhzhia），9月25日至10月10日有31,320人被放逐；在克拉斯诺达尔，9月15日有38,136人被放逐；在奥尔忠尼启泽，9月20日77,570人被放逐。1941年10月，又进一步放逐了10万日耳曼人。他们居住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截至1941年12月25日，已有89万4,600名日耳曼人被放逐。其中大多数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如果把1942年放逐的日耳曼人考虑进去，那么，不到一年内，共有大约120万9,430人被放逐──非常接近于1939年人口普查中报告的142万7,000名日耳曼人。

这样，苏联境内逾82%的日耳曼人被放逐。此时，所有警察和军队本应将精力集中于针对侵略敌人的武装斗争，而不是放逐数十万名无辜的苏联公民。实际上，如果也纳入数万名有日耳曼血统的官兵的话，被放逐的有日耳曼血统的苏联公民比例甚至比这些数字显示的还高。他们被逐出红军，并被编入“劳动军”（work army）的惩戒营（disciplinary battalions），发配到沃尔库塔（Vorkuta）、科特拉斯、克麦罗沃（Kemerovo）和车里雅宾斯克。仅在最后这座城市，就有逾25,000名日耳曼人很快被安排在冶金工厂工作。这些劳改营的工作条件和幸存概率，简直就是古拉格的翻版。

由于关于车队的信息非常零碎，今天不可能计算出，在转移到新定居点的过程中，这些日耳曼人中有多少人丧生。同样不清楚的是，1941年秋，在席卷俄国的混乱中，有多少车队真正到达了其目的地。根据计划，11月底，将有29,600名日耳曼被放逐者抵达卡拉干达地区。但在1942年1月1日，实际上只有8,304人抵达。原计划是让13万998人在该地区安置下来，但实际上不超过11万6,612人受到安置。其余人发生了什么？他们死于途中还是被转移到了别处？阿尔泰地区预定接收11,000名被放逐者，但实际上接收了94,799人。更糟糕的是NKVD关于被放逐者抵达的报告。它无疑表明，那些地区对他们的到来毫无准备。

在普遍的保密环境下，地方当局最后一刻才被告知会有数以万计的被放逐者到来。没有准备任何住处，因此被放逐者就被关在牲畜棚、营房里或者户外，遭受日晒雨淋，即使冬天很快来临。尽管如此，过去10年中，当局仍在这些方面获得了相当的经验，且对这些新来者“经济上的栽培”（economic implantation）远比过去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富农的到来，实施得更加有效。当时，富农们常常被遗弃在森林里。几个月后，大多数被放逐者都像“特殊移民”一样活着，就是说，他们生活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在NKVD管理处的控制下，他们住在集体农场、实验农场或工业园区内。那里食物很糟糕，工作也很辛苦。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11/n104749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