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统治的历史是复杂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更是如此。它在中欧和东南欧的诞生有时获得大规模的民众支持，这与粉碎纳粹威胁（的功绩）有关，更与共产党领导人无可置疑的、培养人民幻想和狂热情绪的技巧有关。例如，在匈牙利1945年11月的选举后，由当时的少数党、共产党倡议成立的左派集团，于1946年3月在布达佩斯组织了有4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活动。

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倾向于提拔成千上万出身社会弱势阶层的人。在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占捷克土地上人口的60%和斯洛伐克人口的50%。

有20万到25万左右的工人被任命到各个部门，填补在清洗中被革职又或是另有任用的人的位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然地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无可否认的，数百万中欧和东南欧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确实立刻地受益于农业改革、对以前私有的土地（包括天主教会的土地）和没收来的被驱逐的德国人的财产的再分配。

这少数人的、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幸福往往是短暂的。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条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在1945年，随着“阶级战争的激化”和“群众的进攻斗争”，所有的新政权对从前由“德国人、叛徒和合作者”拥有的财产广泛地实施了国有化。一旦共产党人对权力的垄断得以确立，就轮到小地主、店主和手工业者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小作坊和小型商铺的业主尽管可能除了自己或家庭成员之外从未剥削过任何其他人，也没理由开心了。1949年至1950年就轮到农民，他们被迫开始集体化。大工业中心的工人也受累于影响自己自由和生活水平的新措施，其带来的痛苦往往抵消了他们过去所得到的好处。

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社会矛盾加剧。为表达不满，工人们很快厌倦了做口头上或书面的请求，开始组织街头罢工和示威。在1948年夏天，“二月胜利”几个月后，从示威活动开始的罢工在捷克和摩拉维亚的15个城市以及斯洛伐克的3个城市爆发。罢工于1951年末再次在所有工业区暴发，伴随着在各工厂举行的抗议会议和在布尔诺街上有1万～3万人参加的示威。然后，在1953年6月初，为了抗议严苛的货币改革，大约有10家主要工厂宣布罢工和停工，多数还伴随着示威，局势在比尔森（译者注：捷克波希米亚地区西部）成为暴动。1953年，472名罢工者和抗议者被逮捕，共产党领导层立即要求起草所有参与罢工的人员的名单，以便把这些人“孤立起来，并安置在劳动营”。

农民也不时造反。其中一名1950年7月罗马尼亚农民起义的参与者回忆了他们如何在共产党总部外面碰头，手无寸铁而且和平，却被共产党的武装分子开枪射击。

我们强行进入他们的楼，我们把斯大林和乔治乌-德治（Gheorghiu Dej）的画像扔到地上踩踏……增援部队很快就到了，首先是村里的警察……好在一个名叫Maria Stoian的小女孩剪断电话交换机上的线，并敲响了钟声。但是布尔什维克尽其所能地向我们开枪……上午的时候，我想大约10点钟，国家安全局的人来了，带着机关枪和各种重型武器。妇女和儿童跪在地上，“不要打死我们或我们的孩子！你们都有孩子和亲戚！我们正在饿死，而且我们来这里是求你们不要收走我们的小麦！” 斯特内斯库（Stanescu Martin）中尉下令开枪。

做这一陈述的作者被逮捕、上刑并被遣送去劳改直到1953年。

这些政权系统地否决了自由和基本人权，任何不满的表达都被视为是政治性的和“反政府”。其领导人通过镇压，使社会陷入了被卡普兰称为“恐惧的心理学”之中，他们将其视为其政权的“稳定因素”。

在1949至1954年间，数百万人受到压迫的影响──不仅是在监狱里的人，还有他们的家庭成员。压迫有多种形式。大批的人被从布达佩斯、索非亚、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驱赶到各个省份。1951年夏天，被赶走的人中包括布达佩斯在战时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形成了欧洲最大犹太社区的14,000名犹太人。受影响的还有移民海外者的家人、被大学开除的学生和成千上万在被认为“政治上可疑”或“敌对”名单上的人。这些名单最初是由安全部队在1949年发起的，不停地变得越来越长。

巨大的苦难之海不断汇聚。在清除了来自政治党派和公民社会的人士之后，压迫转向了普通人。在工厂里，“麻烦制造者”被视为“破坏者”，受到“阶级正义”的惩罚。同样的命运等待着村庄里由于自己的知识或智慧而享有权威的人，以及那些不能相信集体化是最好或最公平的农业方法的人。数百万人开始看到那些早前为鼓励他们遵循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做出的承诺，往往不过是战术谎言。只有部分人敢于表达他们的不满。

对种种指向普通百姓的压迫和迫害的社会层面的深入研究仍然较罕见。在档案目前开放的捷克各省份和斯洛伐克，我们有相当可靠的统计数据。在大多数其它国家，我们不得不使用记者的调查和目击者的报告，幸运的是，这些素材自1989年以来有很多。

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就说工人占了所有犯了反国家罪而被监禁的总人数的39.1%。办公室员工，通常是行政机构中各次清洗的受害者，排第二，占28%。农民比例略低。1951至1952年间，被国家安全部门逮捕的人中有近一半是工人。

1950年的“关于法院和法官活动的报告”提供了因犯了“反对共和国轻微罪行” 而由捷克各省地方法院判刑的人的统计数字，例子包括煽动人们反叛、传播虚假报导和小规模的破坏等。其中，41.2%是工人、17.7%是农民。在斯洛伐克，数字分别为33.9%和32.6%。虽然在主要国家级法院受审的工人和农民的比例稍微低些，但是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包括农业工人，占了被判刑人数的28.8%（此数字也包括农民在内），占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的18.5%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人数的17.6%。

同样的情况在其它国家也很常见，尽管有时农民是压迫的主要受害者。这种普通人大量进入监狱与营地的扩张和一个集中营系统的创立有关，这可能是共产党政权的野蛮行径最显着的一个特征。监狱从来都不够大，来容纳大量的囚犯，而政府再次跟随苏联的领导，创建了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4/10/n111757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