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四二六社论”，就是理解那个春天如何从希望走向悲剧的关键钥匙。
胡耀邦之死
1989年4月15日，一个噩耗突然传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Hu Yaobang）逝世了。他在1987年因被指责“纵容”学潮而被迫辞职，在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眼中是改革派的象征。
而这还要追溯到1986年底发生的全国性反官倒、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胡耀邦主张温和处理，这一立场被党内强硬派（如薄一波等）指责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一场非正式的“生活会”上，胡耀邦遭到严厉批判，最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学生们不仅是在悼念一位领导人，更是在借死者的名字，表达对生者的不满——呼吁反腐败、争取新闻自由、要求政治对话。
最早的口号是“耀邦不死”和“民主之魂”，但很快演变为“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
人民大会堂前的惊天下跪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数万学生。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伦）在人民大会堂阶梯上双膝跪地，头顶请愿书，要求时任总理李鹏出来接见并转交诉求。
但李鹏始终没有露面。这一幕被在场的所有学生看在眼里，极大地伤害了学生的尊严，这种“被羞辱感”直接导致了随后抗议规模的扩大。
赵紫阳出访朝鲜
第二天，4月23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启程赴北韩（朝鲜）访问金日成。临行前留下三项指示给临时主持大局的李鹏（Li Peng）：
一、追悼会已结束，督促学生尽快返课 ；二、对暴力和破坏行为采取严厉应对 ；三、 与学生及各阶层展开对话。
但李鹏并未执行，学生运动也没有平息。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等地的学潮也同步升温。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北京市委强硬派（李锡铭、陈希同）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极度夸大了抗议的暴力性和非法性。 根据李鹏《六四日记》，邓小平当即拍板，支持将运动定性为“推翻共产党”的动乱，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要旗帜鲜明，不能怕流血”， “要快刀斩乱麻，不要怕被人骂”。
1989年4月25日，李鹏要求《人民日报》社按邓小平的旨意写一篇社评，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负责，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执笔。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显着篇幅刊出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就是著名的“四二六社论”。社论措辞极其严厉，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它把学生运动钉上了“动乱”的标签，激怒了更多学生，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四二七大游行
这篇社论的政治效果，与当局预期完全相反。社论一出，“动乱”的帽子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各校学生代表连夜开会，决定以行动反驳。
社论发布后的第二天（4月27日），北京发生了极其罕见的一幕：当时政府部署了大量军警阻拦，但学生们抱着“必死”和“洗刷污名”的决心冲出校园。面对数十万手挽手、唱着《国际歌》的学生，警察的防线数次被和平冲散。这一天，北京市民的态度也发生了转折，普通工人、机关干部开始给学生送水送饭。
于是，双方都进了一个死胡同。
赵紫阳的异议
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返京，得知社论后大为不满。他认为定性过重，主张以温和方式化解，不应激化矛盾——但邓小平和李鹏拒绝让步。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数量越聚越多。到了5月4日，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公开表态，称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等于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事实上公开否定了“四二六社论”。这番话给学生带来极大鼓舞，也让他与强硬派的裂痕彻底公开化。
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时暗示，中国真正掌握实权的是邓小平，从而进一步激怒了邓小平。
五一九的凌晨诀别
5月19日凌晨4时许，赵紫阳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登上了进入广场的大巴车。当时赵紫阳面容憔悴，眼中含泪，甚至向学生鞠躬。这一举动在共产党的领袖形象中极度罕见，展现了他人性尚存的一面，但也预示了他在中共体制中的政治谢幕。
赵紫阳语气诚恳的请求学生停止绝食，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们来得太晚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他被解除一切职务，在软禁中渡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六年。赵紫阳被罢黜后，拒绝违心地进行“自我检讨”。他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一个四合院里，直到2005年去世。在这十六年里，他通过录音磁带秘密记录了自己的回忆录，后整理为《改革历程》/ Prisoner of the State）一书，详细披露了当年的决策内幕。
就在他离开广场后的几个小时，李鹏宣布了戒严令。
六四屠城
1989年6月3日晚间，调集自全国各地的戒严部队从木樨地、公主坟、前门等多个方向向学生聚集的天安门广场推进。
大批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用公共汽车和肉体组成路障阻止军队进城，军队在推进过程中残忍的动用了自动步枪甚至装甲车和坦克，大批来不及逃离的学生被高速行进的坦克压成肉泥，血肉模糊。
6月4日凌晨4点，广场上的灯光熄灭，刘晓波、侯德健等“广场四君子”（又称“天安门四君子”）与军队达成协议，组织学生从广场东南角撤离。清晨时分，军队完全占领广场。
关于“六四”的伤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议焦点。当时北京市长陈希同在报告中称，有近三百人死亡（包括士兵）。官方则强调“广场内没有死一人”。
中国红十字会在事发初期曾估计约2,600人死亡，但在政府压力下，迅速撤回了这个数字并道歉。
根据BBC 2017年报导，英国解密文件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在事发后通过秘密外交电报报告，称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10,000人。
丁子霖发起的“天安门母亲”运动通过多年寻访，核实了202名遇难者的身份。事发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派学生赴各医院调查，汇总数字约为逾2,000人，但调查者随即遭到逮捕，调查中断。
中国至今仍将六四列为最高级别的审查禁区，相关档案从未解密。
但6月5日上午，一名身穿白衬衫、手提购物袋的男子在长安街只身挡住坦克纵队。 “坦克人” (Tank Man)的画面立刻传遍了世界，成为了20世纪最著名的反抗标志之一。
图为六四事件中，一位身份不详的中国人，挺身挡住屠杀民众的中共坦克。（維基百科）
这场镇压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政治走向。19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改良氛围戛然而止，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意识形态严控期。同年晚些时候，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北京的流血事件在心理上影响了后续东欧政权的决策逻辑——这些政权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一个选择用武力镇压本国示威者。讽刺的是，中共用暴力保住了政权，却在道义上为东欧的和平革命铺了路。
“八九六四”后仅两年半，前苏联轰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冷战结束。
历史上的今天：1989年4月26日，一篇社论在北京的晨光里付印。铅字落定，墨迹未干，历史的走向已悄然改变。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4/26/n14749931.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