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眼看又要来临了。我不能不回想起烙上了“文革”印记的童年的春节。

由于物资的匮乏﹐那时的中国实行的正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平时﹐许多商品的供应都需要凭票。春节时﹐各种各样的票证就更加不能少了。每到春节前﹐街道居委会就要给每家每户发放供应春节物资的票证﹐比如﹐猪肉票﹑鱼票﹑糖果票﹑瓜子票﹑花生票﹐甚至还有香烟票﹑白酒票……等等。从这些票证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当时老百姓的物资匮乏和生活窘迫。父亲总要我和姐姐拿着票证到政府所指定的商场去购买﹐因为﹐父亲白天要忙着上班﹐而我和姐姐正好放寒假在家休息。

“文革”时期的购物﹐尤其是购买生活必需的紧俏商品﹐是一份苦不堪言的差使。在商场门前﹐购物的人们总是排著长龙般的队伍。我和姐姐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队伍里随着人群慢慢地蠕动。令人气绝的是﹐好不容易排到了柜台前﹐面容冷若冰霜的售货员却告诉我们东西卖完了﹐要明天再来。碰到这种倒霉事﹐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当时﹐连“食”这样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如此难以入手﹐其它方面的物质享受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玩的方面﹐童年时代的我压根不知道花炮为何物。

物质生活的贫困﹐伴随着的是精神生活的贫困。童年时代的春节是单调的﹐没有童话般的斑斓色彩。因为“文革”就是要“革”文化的命﹕不仅要“革”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命﹐还要“革”自己祖国传统文化的命。而春节作为民间古老的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幸免受到冲击﹑破坏的命运。在那荒诞的岁月﹐老百姓鲜有机会过过端阳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因为﹐它们都被当作“四旧”（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而被“横扫”了。但由于春节这个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于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之中﹐不是任何极权制度所能够随意摧毁的﹐当时﹐极权者们确实不可能不让老百姓过春节。但他们对春节这一传统文化进行了肆意的摧残﹑改造﹐并赋予了极左的政治色彩。

“文革”时期的春节﹐老左们曾提倡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过革命化的春节”。比如﹐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的语言不见了﹐而代之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类的政治语言。又比如﹐我记得父母同邻居们之间相互拜年﹐用的祝福语就常常是﹕“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之类庸俗的政治话语。总之﹐就是春节要洋溢着革命化的色彩﹐用革命化的色彩去打击﹑甚至去摧毁传统的色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话来说﹐就叫着“不破不立”。

“文革”时期的春节还有一个口号﹐就是“移风易俗”。在这个口号下﹐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如逛庙会﹑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纷纷地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极权意识形态的淡化﹐它们才逐步地被承认和恢复。后来﹐国门打开﹐当我接触到台湾的文学﹑影视作品时﹐我发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台湾要比在大陆保存完好得多。比如﹐无论是侯孝贤的电影﹑罗大佑的歌曲﹐还是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的小说﹐都是很“中国味”的。

童年时代的春节尽管有些单调﹑乏味﹑甚至辛酸﹐但当时还是觉得蛮快乐的。因为﹐那时我们念的小学课本反复告诉我们﹐台湾同胞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我读小学时的一个班主任老师也曾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你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啊﹗”今天回忆起来﹐才觉得这些谎言竟是那样地荒诞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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