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中共发动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杀了一批新生代的思想犯、言论犯。

其中，湘西女青年丁祖晓，因抨击“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判处死刑；另一个声援她的女青年李启顺，也被判处死刑。

愚狂与清醒

丁祖晓1946年出生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香岗公社大溶溪大队，1965年高考落榜后回乡务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对中共党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大江南北，男女老幼，天天围绕“三忠于、四无限”，向毛“献忠心”，“表决心”。到处都在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像章热”、“忠字舞”等。

即便在丁祖晓所在的湘西大山深处，也是家家挂“忠”字匾，村村树“忠”字牌，人人跳“忠”字舞。

干部群众早晚都必须做到“五个第一”，即对着毛泽东像搞“早请示，晚汇报”的五项仪式：（1）立正敬礼；（2）呼“万寿无疆”；（3）呼“身体健康”；（4）唱《东方红》；（5）念毛主席语录。后来发展到在吃饭时，把饭菜盛齐摆上后，也必须做完“五个第一”之后再吃。

有的老实巴交、识字不多的农民，因为读错一个字，喊错一句口号，就被批斗；有的社员不慎损坏一点毛的“光辉形象”，就被戴高帽、挂黑牌、打锣游乡，甚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农民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弄点钱，去“请”毛主席像、红宝书，做“忠”字旗、“忠”字牌，“宝书台”等。

心中仍有常识、常情、常理的丁祖晓，对这一切感到不理解，认为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太不正常了，甚至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后，丁祖晓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忠”字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极不正常的愚昧的狂热的个人崇拜。

寄信与发传单

1969年3月17日，丁祖晓给大庸县革委会寄了一封信，并要求在湘西自治州的《团结报》上给予答复。信中写道：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那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浪费工，而且这确实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虑的、甚至是苦人的一种形式。”

“比如，每天如果喊七亿或十四亿声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不但没听见，而且不会真的活到一万岁。那站在像前向毛主席宣誓的人，不一定都是从内心忠于毛主席的，难免里面有很多口是心非的人，这也并非我的想像，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认为这做‘五个第一’，不但是无益的形式，而且是有害的歪曲。”

“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这样做非但（不是）忠于毛主席，我认为是坏心。”

信件发出去一个多月，没有收到回复。丁祖晓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传单，散发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姐姐丁祖霞得知后，非常担忧，劝她说：“书写传单是要杀头的。”但她说：国家民族被这帮人搞成这个样子了，大家都滑滑溜溜不讲直话，怎么得了？

妹妹的话让丁祖霞非常感动，也激起她忧国忧民情怀，于是主动帮着抄写传单。其中一些传单内容如下：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着撒一层。这就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这‘忠’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

“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要）头脑，不要受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争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打倒个人崇拜！打倒奴隶主义—— ‘忠’字！”

1969 年4 月21 日，是中共九大闭幕的日子，举国上下，由官到民，都在忙着向毛泽东表“忠”。

就在这天夜里，丁祖霞将10张传单散发到县城的繁华区。第二天，这些传单立即传遍大庸县，轰动湘西州。

大庸县革委会将它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经上报后，定性为大庸县“特一号案件”。

“反革命集团”

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晓、丁祖霞姐妹俩，被以“恶毒诽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穷凶极恶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入狱。

丁家姐妹被抓后，丁祖晓的同学李启顺和她的妹妹李启才，过了不久也站出来了。

李启顺1966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林场劳动。文革高潮时，她又回到城里的家里。闲暇之际，她把一切可以找到的读物拿来学习，并将有用的东西分门别类，摘抄在自钉的小本子上面，封面上写了《东鳞西爪》四个字。

有一天，李启顺在大街上碰到丁祖晓，就拉到家里一起聊天，俩人很谈得来。这样交往了一年多。

之后，李启顺三姊妹被下放到黄家铺公社洋池大队插队，与丁祖晓再没见过面，但常有书信往来。1969年丁祖晓被抓后，李启顺写给她的信也被公安搜走了。公安“人保组”的人三番五次找李启顺谈话，要她跟丁划清界线，并主动检举揭发丁。

“人保组”的人找的次数多了，反而激发了李启顺“孤注一掷”的想法。她对妹妹李启才说：“反正会被抓，反正要去坐牢，干脆就痛痛快快地发一次声：一是声援丁祖晓，二是阐明自己的观点。”

李启顺用左手刻钢板，刻了一份《告革命人民书》的传单，称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

1969年9月26日，她连夜印出100份传单，一部分沿大庸县城的主要街道散发，另一些则到邮局寄出去，其中一份寄给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天，这些传单迅速传遍大庸县城，立即引起轰动。

1969年10月5日上午，正在地里干活的李启顺被逮捕。同年11月6日，李启顺不满17岁的妹妹李启才也被逮捕。

在丁家姐妹和李家姐妹都被抓之后，中共湘西自治州与大庸县当局联手打了一个“以丁祖晓、李启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为了凑人数，另抓了六个无辜青年。

丁祖晓至死不认罪

丁祖晓在被关押的10个月零3天里，经历了240多次审讯。她有问必答，据理力争，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面对严刑拷打，她从未低头，也从未认罪。

1969年7月13日下午的一场审讯中，有这样一段笔录：

问：“丁祖晓，你犯没犯罪？”

答：“我没有罪！”

问：“你是无缘无故被拘留的吗？”

答：“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军管小组，我是回乡知青，是农民，你们抓我，我就来坐班房！”

问：“‘特一号案件’就是你干的！”

答：“（笑）是我干的。”

问：“你有没有顾虑？”

答：“我没有顾虑！”

1970年5月3日，在宣布为“最后一场”审讯中，丁祖晓依然慷慨陈词：

“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而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奴隶主义。”

1970年5月5日，办案人员向丁祖晓宣读死刑判决后，问道：“丁祖晓，你听清楚没有？”丁祖晓高声回答：“听清了！”但她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名、按手印。她转身进入牢房，然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丁祖晓、李启顺被枪杀

1970年5月5日，丁祖晓、李启顺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丁祖霞被判20年，李启才被判10年。

1970年5月8日，在大庸县鹭鸶湾河滩，丁祖晓被枪毙，年仅24岁，

行刑前的公审大会上，当法官宣读完判决书之后，丁祖晓猛地从看押她的公安人员手中挣脱，冲到话筒跟前。当她的口中刚迸发出“真理”两个字时，就被公安人员强行按倒。她的头被埋进一堆生石灰里。随后，她紧咬着的牙关被撬开，一团棉纱被塞进她的嘴里。

当她再次挺立起来时，只见她满脸粘满石灰，眼里流出两行鲜血。

在刑场上，她拒绝下跪。她两次被强行按下，两次都挺身而起。当第一声枪响过后，她突然一个转身，瞪大的眼睛怒视着对准她胸膛的枪口。接着是第二声枪响，子弹穿过她的胸脯，她仰面倒下。

同一天，李启顺被拉到湘西自治州首府吉首市，在那里举行了公审大会，宣读了对她的死刑判决。之后，她被拉到大田湾，执行死刑。

据说在公审大会前，有人给她灌了酒精，她被拉下车时，还晕晕乎乎的。行刑者开了好几枪，确定她死了，就开车走了。

李启顺被杀时，年仅23岁，尸骨无存。

结语

十年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种极端的颠狂行为，稍有常识、理智、理性的人都能辨识。但是，当时，从上到下，各级中共官员都在推波助澜。

一个24岁的封闭山区的农村女青年，仅凭常识和直觉，就发现了其中的谬误。另一个年仅23岁的女青年，也是凭常识与直觉认识，明辨是非。两人竟然被中共当局抓捕、关押、公审、公判，判处极刑。

这是什么行为？只有最极端的邪教，才会做出这种丧天害理的事来。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在跳“忠”字舞，还在变着花样搞个人崇拜。

此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4/n140482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