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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敌人,要幻想出一个敌人来与之斗”,百年中共一直在这么干?为什么?

在北京天坛东面,有一条幸福大街。幸福大街9号楼12号,曾住着一个四口之家。1968年6月19日晚,从这个四口之家走出一个人。他低头无语,默默地向北走,再向东走,最后走到一个公社的养鸭场。

这个养鸭场成了他人生的终点。第二天,他被发现吊死在一棵槐树上。

他就是中共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死时年仅31岁。

1959年4月5日,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共建政后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当时,中共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容国团回国后,分别受到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一时间,容国团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鲜花、掌声、赞扬纷至沓来。

但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容国团,到了1968年却走上了一条自杀的不归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可能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他的老领导贺龙被打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随后,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党政军高官相继被打倒,其中包括中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军管国家体委的命令》,决定对全国体育系统由军队接管。命令称:国家体委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

贺龙从1952年起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直到文革被打倒前,他一直都是国家体委主任。容国团1958年从广州队调到国家队,长期处于贺龙的领导之下。

1959年容国团得世界冠军回国,贺龙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回到驻地后,贺龙特意为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举办一场招待舞会。之后,容国团成了贺龙的“金字招牌”,到处带着他“显摆”。比如,他曾带容国团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表演;凡有重要外宾来访,他常带着容国团出席国宴等。

总之,在容国团成长的路上,贺龙给了他很多鼓励与支持。

贺龙在文革中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后,容国团被划到贺龙“黑线”上去了。

第二,他的两个教练、来自香港的乒乓球名将被逼自杀。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是上世纪50年代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乒坛三杰。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从香港到大陆,获得过许多乒乓球大赛的冠军。他们也都是杰出的乒乓球教练员,带出了不少世界冠军。

傅其芳、姜永宁比容国团年长,他们两人都当过容国团的教练,为容国团1959年夺得世界冠军倾注了大量心血。

1960,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乒乓球队总教练、男队主教练后,带领国乒男队连夺第26届、27届、28届男团冠军、男单冠军。他指导的庄则栋连续夺得第26届、27届、28届男单三连冠。

但是,在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被打倒后,作为国家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傅其芳首当其冲。他被诬陷为“潜伏特务”、“资产阶级分子”、“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被关进小屋里日夜批斗,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1968年4月15日,傅其芳被造反派痛殴,打得浑身是伤。4月16日,不堪折磨的傅其芳,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窗台上,年仅45岁,当时,他的儿子不满10岁。

姜永宁是贺龙专门托人请他从香港到大陆打球的。到国家乒乓球队之后,无论是在教练中,还是在队员中,他的工资都是最高的。1957年退役后,他在国乒队执教七年多。1965年调任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

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被打倒后,姜永宁被诬陷为“大汉奸”、“日本特务”,被关押,被抄家。

在关押地,他被四个彪形大汉拳打脚踢,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他钻到床底下,又被拖出来继续打,直到打得昏死过去。

1968年5月16日,他被勒令打扫厕所。完事后,他悄悄去了四楼的一个房间,再也没有出来。

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吊死在窗户上,年仅41岁。当时,他的小女儿出生才50多天。

傅其芳、姜永宁之死,对容国团的刺激非常大。他的老队友徐寅生说:“容国团确实受不了。受不了之后,想不开。所以,最后走了。”

第三,他被批是“特务嫌疑”。

1937年8月10日,容国团出生在香港一个工人家庭。他从小爱打乒乓球,他的舅父是他的启蒙教练。他15岁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7岁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岁夺得全港公开赛男单、男双和男团三项冠军;这一年,他还以2:0击败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日本乒乓球名将荻村伊智朗。

就因为他来自当时仍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贺龙倒台后,他被当成“特务嫌疑”,受到追查。造反派头头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特嫌”问题,不交代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此前,造反派已经对傅其芳、姜永宁采取了“革命行动”,两人都被逼自杀。下一个就要轮到容国团了。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容国团在香港生活十几年,从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斗争,当运动来临时,就好像大祸临头,根本找不着出路。一个把全部经历都投入到乒乓球事业的人,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非要给扣上‘特嫌’这个大帽子,心里的冤屈憋的实在喘不过气来。”

第四,他对“冠军越多越反动”不理解。

文革爆发,群魔乱舞,人妖颠倒,不仅“知识越多越反动”,而且“冠军越多也越反动”。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拿冠军越多啊,罪恶就越大;这个他是想不通的。”

1957年11月29日,容国团从香港到广州,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从此,无论是代表广州队,还是代表国家队,他拿了很多冠军。

1958年3月,作为广州乒乓球队的主力,他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九城市乒乓球赛”,以3:0击败国家队主力、世界排名第八的王传耀,夺得冠军。

同年,他代表广东队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入国家队。

1959年,他在德国多特蒙德举办的世锦赛上,以3:1的绝对优势,打败匈牙利老将西多,为中共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1年4月9日,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1965年,容国团作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带领女队赢得第28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他训练的两个队员郑敏之、林慧卿还赢得女子双打冠军。

容国团去世后的第二天,郑敏之说:“容指导我理解他。他是尊严高于一切,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用你斗我,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

第五,他参加第30届世乒赛的梦想破灭。

1969年,第30届世乒赛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作为一名教练员,容国团很想带他的队员参加这次国际大赛,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为中共争光的,不是什么“特务嫌疑”。1968年5月,他给国家体委写了“请战书”。结果却是,不仅请战书石沉大海,而且更大的风暴降临。

1968年5月国家体委被军管后,全国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对于容国团的请战书,国家体委军管会不仅不批准,还责令他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

这意味着他带领球队参加世锦赛的可能性归零。眼前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以乒乓球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打球,又看不到任何希望,加上他的亦师亦友的两个教练被逼自杀,他感到活着没有意义了。

结语

从香港回到大陆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是真心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才到大陆为中共的乒乓球事业奋力拚搏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加入了中共。

容国团的好友张五常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从朋友那里得知,容国团“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

容国团应召进入国家乒乓球队后不久,把父母也从香港接到北京,自断了回香港的退路。

但是,在文革中,三位中共党员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被中共逼上了绝路。

何故?容国团崇拜的毛泽东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一生就是这么斗过来的。特别是“与人斗”,没完没了。有敌人要斗;没有敌人,要幻想出一个敌人来与之斗。

毛当政27年打倒后又被平反的许多党政军高官,都是毛幻想出来的“敌人”。傅、姜、容也是文革中积极追随毛的造反派幻想出来的敌人。

“没有敌人,要幻想出一个敌人来与之斗”,百年中共一直在这么干?为什么?

2004年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开谜底: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12/n14223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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