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并担心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的中共党魁毛泽东，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毛甚至还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并允许罢工、罢课。

在中共的“热情鼓励”下，一些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开始给中共提意见，其言辞非常大胆；但是还有不少人对中共的“诚意”表示怀疑。事实证明，怀疑中共的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那些相信中共而提了意见的人全部倒了霉。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

不久前，看到了一个关于《右派分子张孟闻的言论》的小册子，记录的都是张孟闻1957年开会、写文章时的大胆言论，这些言论足以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

张孟闻因言辞大胆而出名，其大胆言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共和中共领导的看法。

——对李局长（高教局副局长）报告中最奇怪的是党委领导学校问题。我知道党委不能领导，而是校长领导，党员是可以由党委领导，行政和党一定要分开，这方面搞不清，一定会引起混乱，像匈牙利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少数党员以改造者自居……只一味顺从的人，才是靠拢党、靠拢政府的人。

——靠拢党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假装积极，比原来积极的人更积极，使原来靠近党的就离开党了。

——去年入党的人我提过意见。这些积极分子，是投机分子，学问上不好，历史上也未搞过革命，他们什么东西也不行，我根本看不起他们。

——如果有人要求结合实际，就随便扣上反抗领导、反对政府以及各种各式的大小不同的帽子；据理力争，就被认为是死硬派、顽固派……在大会上当众指责；年轻人也跟着起哄，把老年教授撕扯得体无完肤，好像要做到这种地步才是前进有为。

——凡是主持大计的党员们，倘使以不能避免错误来做掩护，而在事后既不检讨，又不认错，甚至在肃反运动中个别的偏差，也由集体来负责，个人脱然无累，干净利落，一无责任。偶然有人批评他个人的错误，竟以”朕即国家“的态度，认为这就是批评党，反抗领导，批评政府。

他还表示，中共组织与他谈话时，连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没有。他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共产党就连这样的勇气也没有？”

二、对历次运动的看法。

他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政府派去的，而不是自愿的”，“是志愿军先侵犯人家，美国飞机才来轰炸我国”。

他认为“三反、思想改造、肃反，每次都有斗争重点，没有问题的人被斗，有问题的人被放过了……有的人受不起冤屈而自杀了，有的发神经病，但领导都以‘难免有错’来对付这问题”。他表示“中共不能走匈牙利之路，看到匈牙利问题应引以为戒”，即不能镇压老百姓。

对于肃反运动，他指是“人身报复”，“违反宪法”，使人“毛骨悚然”。“共产党会治人不会治法”，“党员犯法，不能法办，成了特殊分子”。

他还表示，中共治下，“官官相护，受冤屈的人永不翻身”，所以要求成立“平反冤狱委员会”算清旧账，算总账。

三、对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向科学进军的看法。

他指出“只由主持人的主观愿望来支配（院系）调整，造成了优良传统的消灭，图书，仪器，人事的不必要分散于过度的集中，到今天还是高教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就曾被人称为“乱点鸳鸯谱”。

他还一针见血的说：“上面一句话，下面做死人，高教部官僚主义。”“这也不算，那也不算，高教部剥削我们。”

对于全面学习苏联，他的看法是“过去学英美是做英美的奴才；今天学苏联，是做苏联的奴才，但苏联人并不要我们作奴才”。

至于科学进军，他认为是“空喊口号，空见之于条文”。

四、对反革命分子、右派的看法。

对于复旦大学在肃反中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周惠生，他在开会时说周“有才有德，对革命有功”。

他还说右派分子是“守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勇士”，并为朋友孙大雨辩护：“我是孙大雨先生的朋友，我爱朋友，爱真理，……不能把孙大雨美化成一个英雄，但也不能丑化成一个混蛋。……我认为孙大雨是爱国的。……他这个人多少受了委屈，高级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我不怕说我是孙大雨的朋友，因为我不相信他是怎么了不得的坏蛋。”（1956年12月26日上海政协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

张孟闻的这番言辞说出后，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他也自诩自己“有胆量”，所以“出了名”，“反右”前后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部分言论。

那么，张孟闻是谁呢？他是中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学专家，是中国生物科学史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都比较知名。

学术成就高 选择留在大陆

1903年，张孟闻出生在浙江宁波，兄弟姐妹共七人，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张葆灵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张孟闻中学时就受马列思想影响，思想激进，曾参加学校中宣传所谓“进步思想”的“雪花社”组织，曾被国民政府以“粉红色”激进分子逮捕过。

1922年，张孟闻考取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用四年时间修完了五年的课程，取得东南大学理学士学位。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到国民党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下任秘书。国民党“清党”后，有着中共背景的张孟闻逃亡日本，其后转而研究科学。

1928年，他回国后赴北平大学任农学院副教授，讲授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半年后，到当时国内生物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34年底，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甲种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他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以《中国蝾螈专论》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荣获“极优”的评语。直到1968年，美国两栖动物学会还将论文重印成单行本，分发全体会员参考学习。

1937年张孟闻回国后，赴浙大任生物系教授。浙大西迁贵州后，生物系实验室建在一个残破不堪的四合院内，但就是在用水、能源、消毒等十分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他还是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

1943年，张孟闻应复旦大学聘请，到重庆的北碚任教，并在此期间任《科学》总编辑。他所主编的《科学》，除进一步报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较注意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道义等严肃的问题，呼吁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但其明显思想左倾，常常抨击国民政府，时有激烈言论。

1948年1月25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并刊行《上海科技》杂志，作为该分会的副理事长的张孟闻，被任命为该刊主编。

因为思想左倾，张孟闻的名字被列入国民政府警察局的黑名单上，而其在中共篡政后选择留在大陆，也就不奇怪了。他除了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并兼科技组组长外，还被全国政协特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而这不过是中共为了壮点所谓“民主”的门面。他的头上也被中共冠上了许多政治头衔，除了上述几个，还有全国科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科联常委兼宣传委员会主委、全国科普委员、上海科普副主委、上海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科技界总干事等，因为他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在学术上，他还出任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科学》主编。1951年，任复旦生物系主任，为生物学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通过他的多方努力，终将复旦生物系办成一个课程比较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人才培养基地。

被打成“右派” 下放黑龙江 文革家破人亡

因为上述言论，有着诸多头衔的张孟闻在1957年最终还是被打成“右派”，并在大会上遭到群众的“批判”。因为他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他只是被调到黑龙江大学任教。

1966年文革爆发后，张孟闻再次受到批评。这一年，他的妻子病故。1970年小儿子溺死于松花江中，他再次遭到沉重打击。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选择退休回到上海。此后中共学界仍利用他的影响力，为中共做宣传。

1993年，张孟闻病逝，终年90岁。

其实，早在“反右”运动前，张孟闻就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深受了数千年来的影响，明哲保身，大家都学了金人，三缄其口。尤其在几次运动中对敢于直言者的围剿，不能不谈虎色变，观望行情，识相为佳，至少可以不吃眼前亏”，但他依然仗义执言，确实有着不同一般的胆量。

而他彼时或许还以为，他可以亦如在国民政府时期大胆批评政府而并未遭到太多迫害一样全身而退，殊不知，中共与国民党还是有差别的。

曾经激烈批评国民党的民国报人储安平就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政局》（《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一文中如此写到：“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只是看清中共的储安平还是选择留下，遭受中共的凌辱；而没有看清中共的张孟闻，以及许许多多留下的张孟闻的命运，悲惨的占绝大多数吧。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2/12/n143899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