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饥荒
1. 各种数据
红色经济学家、八级高干千家驹（1909～2002），《千家驹自撰年谱》（1999）：中共内部对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1963年4月统计1200万，1964年统计1770万，1965年统计2215.7万。[1]
前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所长陈一咨（1940～2014），披露调查数据：饿殍4300～4600万；另一份提交最高领导人的则达5000～6000万。陈一咨称这些资料与数据绝对可靠。[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98）——
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3]
朱德秘书廖盖隆（1918～2001）：据统计在这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4]
2004年6月，1936年加入共党、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1913～2014），向美国约翰逊教授提供的数据——
大跃进“平调风”、“浮夸风”，破坏了农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期，食品短缺，供应困难，致使3000多万人付出生命代价。[5]
中共史家胡绳（1918～2000）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6]
中共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8）主编的《当代中国的人口》（1988）——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7]
2005年，人口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1937～ ）的最低下限：1700万。但用他另两套统计数据，大饥荒对全国人口的影响则为5000余万。[8]
国家统计局数据，1955～1963年全国人口一览—
1959～1961年净减1348万。再据1955～59年人口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06万，实仅65859万，缺口4147万。
全国675个县死亡率超过20‰，其中40个县超过100‰，河南光山、商城；贵州湄潭超出200‰。[9]
1949年前的2129年间（前180～1949），气候导致旱涝飓疫饥等原因致死万人以上记录203次，死亡总数2991万。[10]
2005年9月，中共政治局两次讨论，决定向省军级高干通报1959～1962年饿殍数据：1959年17省级地区522万（城镇95.8万余）；1960年28个省级地区1155万（城镇272万余）；1961年全国1327万（城镇211.7万余）；1962年全国751.8万（城镇107.8万余）；合计3755.8万。严禁公开，只准有限高干接触原始档案。[11]尽管1959年仅提供17省数据，总算替祖上认下这笔倒账。
2. 人食人
1960年4月1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甘肃等地发现“吃人肉”案件十七起〉——
据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贵州等地11个县市的统计，今年以来发现“吃人肉”案件17起。其中甘肃11起，宁夏、贵州各三起。在这17起案件中，惨遭杀害的有15人（内小孩13人），掘吃尸体16具。从作案的22人的身份来看，地富反坏分子11人、反动道徒2人、中农2人、贫农3人、小商1人、家庭妇女3人。
但归因：①少数民族野蛮恶习；②迷信人肉可治病、长生不老；③一些“地富反坏”故意趁春荒煽动吃人肉，制造恐慌，藉以诬蔑社会主义制度。[12]
1998年第6期《百年潮》，前信阳专员张树藩（1918～1993）〈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被删去一段——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迫。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13]
张树藩秘书余德鸿：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粱还没有打苞，就把秫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十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九公里路边看到六具尸体，回到离我家五公里的防胡路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光了，那时哪有狗？
……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三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里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小队会计余文海：
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14]
安徽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15]
凤阳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俊昌一位亲戚，见有人上死人塘割死尸腿肉，她也去了。一开始有点害怕，后来就习惯了。[16]小岗村34户175口人，死亡+逃亡，最后只剩10户39人；饿死67人，死绝6户。[17]
亳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梁志远记述（稍浓缩）——
城关公社葛鱼池生产队一个名叫实话的农民，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八九岁的女儿由他收养，不久也饿死了，被其煮吃后，实话本人精神紧张，曾患病多年。
双沟公社王阁大队大王庄王玉珍是我亲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饿死），1960年春第三个孩子饿死了，他与我姐把孩子夫妇煮吃了。在吃后腹泻不止，于3月28日前后他俩与母亲先后死去。他俩死后，剩下一儿一女两个孤儿，被送进大队孤儿院，后被我和妹妹分养成人。
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生产队马××，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在其父亲饿死后，不仅吃了父肉，并煮熟以每斤1.6元出卖。
魏岗公社张任大队荞庄生产队40多户的村庄，十多户吃人肉，1960年春几乎每夜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户夜间下地看坟，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况，但也无法制止。
1960 年，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刘洼底生产队两个孤儿——15岁男孩满堂、12岁女孩小卞在家人饿死后，学别人吃人肉。他们准备了一条绳一条扁担一把镢头，白天看准新坟，夜晚去扒尸。有时砍掉一条腿，有时砍掉两支胳膊，用绳子捆好，小扁担一挑，抬回家煮吃。虽经劝说，他们不听照吃不误，最后一回吃多了，满堂腹泻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观堂公社张庄张韩氏一家四口，1960年春饿死两人之后，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经常和她争饭，迫于饥饿人性丧失，打死了女儿煮吃。之后精神稍有失常，不断叫喊女儿的名字。1960年张庄多户吃人肉，半公开，谁都知道谁吃了，只是不说。
大杨公社丁固李集邵庄孙其龙，一家八口，1960年春饿死几口后，对其中活着的一个儿子（是秃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泻，致使全家死亡。大杨公社钓台生产队张秀英饥食自己孩子，不久又打死邻家小孩，被捕后供认不讳，判处死刑，瘐毙狱中。
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57岁凶犯杀死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食，白天在村口充猪肉出售，逮捕后承认全部事实，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死于狱中。
1960年春，五马公社泥店王楼村，王×氏打死争食的十多岁女儿。不少村民扒坟食尸，一妇多次吃人肉，这天刚煮熟一盆，被村吏拿个正着，连人带肉送到会场。批斗还未开始，饥民闻到肉香，有人说“我来尝尝”，抓起一块就吃，众人一哄而上，抢吃一光。县农行离休干部王××：“我爱人在场也抢吃一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批斗大会不宣而散。
双沟公社后李营生产队，屡屡发生“吃人肉”。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个正着，召集批斗大会，刚端出“赃物”，饥民一哄而上，抢吃一空。干部惊呆，只能收场。[18]
1959年冬～1960年上半年，宣城县至少发生86起食人事件，被吃112人，其中有被杀、有食尸、有食亲。[19]
1960年11月28日，河南省委书记李立呈报第一书记吴芝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1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
广东郁南县法院布告：一老太婆割食孙子屁股，死刑。[20]
青海死人最严重的民和县古鄯公社李家山大队，食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尸38具，杀死自己或别家孩子8人。[21]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1910～1968），胡风案遭迫害，开除党籍，发配青海师院教书，每天喝青稞糊糊。一次从上海探亲回来，西宁火车站——
在检票处的出口，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沉得让他几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时候，检票员疑惑地看着，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突然将自己手中的小票根往检票员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撒开腿疯狂地往远处跑去，当检票员打开箱子，那个年轻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看着箱子，里面装着一个饿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我们都惊恐地看着爸爸，问：“怎么会切掉一块的？”爸爸叹了一口气说：“已经被吃掉了一部分了。”[22]
川东垫江县一农民，“他的儿子死了，他就煮来吃了。他们生产队有人把话传了出来。”[23]
甘肃临夏州委书记李磊（1918～2008），延安女干部，因说真话沦“右倾”。1960年12月2～5日西北局兰州会议（张仲良检讨、免职）[24]，李磊平反，回忆录《悠悠岁月》——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八个作业区，有六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七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掉八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萧正志吃了。[25]
定西籍陈秉祺：
通渭的鸡川公社××大队，最后剩下的基本都是些中年女人，而这些人又都是或多或少地经过吃人肉才活下来了。有一个妇女为了保住夫家（丈夫被派到引洮工程干活）的香火，竟用饿死的女儿的肉喂活了小儿子。[26]
甘肃安西四工农场幸存女“右派”和凤鸣（1932～ ）：
大个子四川人朱××，此人爱好文学，手边常有几本小说，颇有学者风度。……朱××此时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稳，眼看有今日没明日的了。一天，朱××端着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块肉走进地窝子。同窝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也不像猪，再说在这荒野里，又哪里来猪羊的心肝呢？问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队上领导得知后进行追问，朱××立即承认是从新近死了的劳教分子的胸膛里掏出的心肝，自己准备煮熟了吃，并带着队上领导去看了现场。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饿死者的坟塚是被扒开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涂，血肉模糊，没有了心肝。于是，第二天在一处打麦场上全队开会批斗朱××……两天后，这个热爱文学，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为严酷的饥饿所逼迫，企图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终还是撒手人寰……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当医生的邓××死后其大腿被人煮食的事，据说吃他大腿的是个炊事员。明水分站共有三个大队，三个大队先后都出现了企图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腿的事件，也还发生过别的吃死人肉的事件。
1960年11月安西堿泉子劳改农场，口粮减15斤/月，“当时饿极了的几个难友（右派）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来煮熟分食——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27]
1960年3月16日晚，四川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41岁），其夫落水溺毙，次晨发现，潘以悲痛为名嘱人浅埋，回家磨快菜刀，当晚挖坟砍下夫尸头颅、四肢，挖出肚腹，除煮熟自食，还以熊骨出售11.75斤（1.5元/斤）。同日，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周玉光（女，39岁），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两岁小孩挖出煮食。[28]
1961年6月19日晨，四川彭水县凤鸣公社川间管区第二小队文本现之子（12岁）饿死；中午文本现分解儿尸，头颅肚肠甩进粪池，骨头烧掉；全家四口（母、弟、侄女）下午吃腿肉，天黑吃心肝。案发，文本现被捕，以“破坏粮食罪”起诉。不久，文本现瘐毙狱中，案结。（彭水县法院：法刑（61）304号刑事判决书）[29]
1958年冬，河南省副省长赵文甫、开封地委书记陈冰之微服私访，进入商丘禹城杜集村，老乡一个个严重浮肿。村西草窝睡着一老头，屋里小缸腌着肉，问什么肉，狗肉猫肉？老人哭了：“我那孙女的肉哩！”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南尧大队——
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将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死。当家叔叔闻着烤肉味儿过来，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公安局，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30]
1961年初，安徽亳县核桃林场13个村队543户2387人，两年死亡801人（包括梁志远女儿），占总人口33.5%，死绝38户，孤儿38人，外流死在他乡38人，自杀2人，偷青关押致死2人，吃人肉10户，候桥大队孙河滩生产队儿子吃了父亲。[31]
亳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梁志远：
多方面深入调查表明，亳县农民非正常死亡率达30%以上，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极其严重。因为口粮缺少，发生了杀亲吃肉的违背人情的实例。[32]
2011年，美籍女作家依娃（1965～ ）回陕陇老家采访大饥荒幸存者：
我采访中的许多人亲眼目睹了人吃人，吃死了的人，还有杀活人吃。甘肃省秦安县王家村五十多岁的王老汉，将四岁孙子煮熟吃了。静宁县宋宏仁的堂哥在路上被人按住杀掉吃了。没有报案、没有记录，家里人连收尸都没有去，因为根本没有力气走那么多的路。有些人不忍心吃自己家的熟人，和别人家交换吃。有人当介绍人，介绍人相互吃人，从中拿好处费。……当时公社、县委已经知道了人吃人现象的存在，他们把煮熟的人肉拿到大会会场，让社员看，教育人们不要再吃人肉。……我调查出来的人吃人事件有49起。[33]
甘肃通渭县，最初一家派一人去食堂打汤，汤越来越稀，还没到家就喝了大半，全家只好各打各的，一个个挤在食堂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通渭县政协干部、《通渭县志》编者张大发：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楞——她无力哭泣，哭也没有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出来，抱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经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医生卢念祖忆述：1959年腊月，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一具尸体连骨带肉割下来打平和（方言：平分）。一天，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三爸，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端出去。三妈刚端出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过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地埂发现一只女人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三妈的。饥饿者吃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小队卢雄娃走亲途中被饥民弄死，刮食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丈夫在外地工作，寄来几十斤粮票，老婆买回面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村邻翻墙进去，几个孩子已饿死，惟不见母亲。1970年代初，真相方白，原来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还没出庄就被人杀死吃了。公安机关追查，杀人者早死，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小队张四娃，打死12岁亲生女煮食，但这家四口仍无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弄死四岁亲生女，碎尸煮食。
第三铺乡偏僻山村，一对夫妇五六个孩子，母亲无奈把六岁女孩扔到野地，但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只乞求的手，不忍心抱回。可抱回还是无食，为保唯一的儿子，狠心再将她扔出。女孩抓吃野草顽强活下来。另一位母亲煮吃幼女，长女觉察到异样，拽母衣襟：“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年底，事态更严重。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冬天，尸体僵而不腐，但老鼠将尸体啃得不堪入目。
甘肃通渭一位存活农妇忆诉：
1959年11月至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34]
易子而食——
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一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处，一律格杀勿论”，开始老百姓挖菜根，摘树叶吃，随后剥树皮、挖观音土，一时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能果腹的任何动植物一扫而空。正是赤地千里，没有得吃又不准走，只有坐以待毙。最先全家死光的是那些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接着那些饿红眼的饥民不得不把目标锁定在“人”身上，开始吃饿殍，横竖人已死，又没力气埋葬，虽然皮包骨，多少还有些油水下肚，能维持几时算几时。死人究竟难下咽，下面就轮到小孩了，毕竟自己亲骨肉不忍下手，于是交换充饥，并以今后条件好了再养来聊以自慰。[35]
2000年8月9日通渭，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请老干部座谈，出席者有前县人大主任敬根年等，几位亲历者讲述当年惨状，并说通渭向西北局汇报的资料缩水，全县饿死1／3，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无人掩埋。敬根年乃省冶金厅干部，通渭工作组成员。1959年秋，他在通渭路上、田间、炕上到处见到死人，死人活人不分。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反而不怕，但活人要吃人。1960年2月，城关公社中林大队王家庄有烟囱冒烟，进去一看，一个眼睛不好的女人在煮人肉。[36]
（通渭）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可以吃的及不能吃的全啃了嚼了吞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磨成粉咽下去了，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一位父亲带一双娃，最后一点可吃的东西都尽着娃吃，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力气。一天，整天闭眼不说话的父亲歪歪斜斜撑起身，在灶膛里点了一把火，将女儿赶出门。等女孩回来，炕上的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白白的骨头，她吓坏了。几天之后，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起身，这一回是几乎爬着点火添水，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到门外大声哀哭：“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37]
甘肃西礼县一村民挖坟食童尸，村里保护新坟，他便杀食一女孩。张掖火车站，有人用鞋换肉，发现人鼻人耳，向公安局报案。有时，人肉狗肉混售。[38]
1980年，三名新华社记者采访通渭，陇阳公社王书记介绍：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着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这位王书记当年去了引洮工地，妻、妹、孩子全饿死，全家死了五口。[39]
四川宜宾专区高县，乡镇路边公开架大锅煮食孩尸，围观者无人指责。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3万，“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开摆卖人肉。”[40]
对于“食人犯”，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指令公安局：“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县公安局秘捕“食人犯”63人，关死狱中33人。[41]
1969年底，中科院学部外文所全体下放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当下我和宾宜惊愕不已，于是更能理解那一群群‘拾荒队’怎么敢拔干校菜地里的菜，挖地里的白薯，卷走草席子，甚至在我们迁去明港前，半夜来撬窗户的玻璃。”[42]
一个管食堂的队长，每次都带回些米饭，锁入柜子，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不理，幼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二伯父割肉煮食，许多村民看到这一幕。有些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晚上刨坟掘尸，野外常见剔除皮肉的尸骨。[43]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报呈省委〈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西宁市、湟中县（郊县）发生食人案件300多起。[44]湟中县人吃人事件110起，汉东公社杨家滩生产队一妇吃了九个孩子。[45]
1960年《青海日报》农村记者孙正荃（1937～ ），采访产粮区民和县——
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家具……我高声喊叫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婴儿的一条胳膊！……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嗵一声跪在了我脚边，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获救）……全家就他命大，没人啦。[46]
一向富庶的江苏宜兴也“人相食”，省委农工部干部孙海光报告——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6～7%。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至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锋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47]
川西农村，几乎人人都听说甚至见过“人相食”。这种事太损中共形象，一经查处便以政治罪判处极刑。饥民多半在死人或垂死者身上打主意，或打孩子的主意。泸州一外地读书学生放假回村，半夜闻到肉香，听到咀嚼，墙缝中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他回到学校便疯了。青神县天池乡一妇女吃了自己的死孩，被发现后逼她用竹竿挑着孩子的头游街……
1960年11月，省公安厅、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调查道佐公社三管区——
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饿得偏偏倒倒的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上。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等六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三四月份，连到仓库运口粮的劳力都难找了，干部派工，社员说：“我都不晓得哪天死，干一阵又怎样，死了还不是给野狗吃？”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人，较公社化初期（1958年11月）减少人近40%。[48]
1961年初，青海柴达木首府大柴旦文化馆张姓干部——
别人浮肿，他却红光满面，但红得不自然，让人觉得有点可怕。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他是靠吃人肉补充营养的……他从熟悉的医生那里，可以经常得到女人分娩时的胎盘，拿来洗净煮食。这是他的养生“秘方”。[49]
直至文革，红二代魏京生（1950～ ）下乡，亲见全村饿死的废墟，得知人食人的真相，对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发生怀疑。[50]
1946年，苏联也发生“食子”。赫鲁雪夫记载——
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及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然后，人吃人的惨事开始了。我接获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个小桥下，发现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显然，这个尸体是被吃掉了。有许多类似事件。当时的敖德萨省委书记基里钦科告诉我说，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想看看人们怎样熬过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个在那里干活的妇女。以下就是他描写的情况：“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小玛丽）。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小伊凡）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些时候。’”[51]
（未完待续）
作者：裴毅然
附注：
[1] 金钟：〈千家驹看破红尘痛心疾首〉，《开放》（香港）2002年11月号。金钟编：《三十年备忘录——开放时代100篇精选（1987～2017）》，页214。
[2] 【英】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P.272。转引自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页5。
[3]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页608。
[4] 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页30。
[5]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23。
[6]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381。
[7]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8。
[8] 杨继绳：〈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09年，页22～26。
[9]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1521。
[10] 陈玉琼、高健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成都）1984年第4期，页160～162。
[11]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卷，书作坊（香港）2008年，页356。
纪新：〈张仲翰与新疆开发〉，《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页59。
[12] 新华社：《内部参考》第3032期（1960年4月14日），页25。
[13] 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58。
[14] 1999年9月采访。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51～52、55。
[15] 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下册，田园书屋（香港）2009年，页877。
[16] 王立新：〈安徽农村改革纪实〉，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第3卷，西北大学出版社（西安）1992年，页62～63。
[17] 丁抒：〈“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3000万人〉；严俊昌：〈饿死人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张敏：《穿墙的短波·记录红色中国》，溯源书社（香港）2012年，页43、76。
[18] 梁志远：〈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页39～43。
[19] 宣城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宣城县人吃人的惨痛事件的报告〉（1961年2月9日）。熊尚廉：〈大饥荒中的宣城县非正常死亡数字惊人〉，《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页55。
[20] 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44、406。
[21]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页20。
[22]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增补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11年，页183～184 。
[23] 张跃宏：〈从对大饥荒四川灾情的揭露透视毛的绝对权力特征〉，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09年，页269。
[24] 洪振快：〈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页17。
[25] 李磊：《悠悠岁月》，甘肃省妇联1999年印行，页149～150。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146～147。
[26] 陈秉祺：《毕业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九江文化出版公司（香港）2013年，页24。
[27]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1年，页391～392、403。
[28]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的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的报告〉（1960年3月26日）。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244。
[29] 淳世华：〈彭水县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报告〉，《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页33。
[30] 任彦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页59～63。
[31] 梁志远：〈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页34。
[32] 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页27。
[33] 依娃：〈在大饥荒尸骨现场的采访〉，《开放》（香港）2013年12月号。金钟编：《三十年备忘录——开放时代100篇精选（1987～2017）》，开放出版社（香港）2017年，页196。
[34] 沙青：〈依稀大地湾〉，《十月》（北京）1988年第5期，页16。
[35] 甘为民：〈大跃进时期甘肃省何以“易子而食”〉，《红朝谎言录》，博大出版社（美国）2004年，页139。
[36] 杨继绳：〈通渭问题〉，《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页41～42。
[37] 沙青：〈依稀大地湾〉，《十月》（北京）1988年第5期，页14～15。
[38] 【荷】冯客（Frank Diko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郭文襄等译，INK文学生活杂志出版公司（台湾）2012年，页287。
[39] 胡国华等：《告别饥饿》，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25～26。
[40]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公司（香港）1997年，页258、263。
[41] 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页63。
[42] 邹荻帆：〈5·16部队〉，贺黎，杨健：《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45。
[43]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6。
[44] 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页63。
[45] 武文军：〈饿魂祭：中国六十年代饥饿考〉，《兰州学刊》2005年“学术专辑”，页111。
[46] 张允若：《追梦与反思》，凌天出版社（香港）2013年，页56～57。
[47] 孙海光：〈给辛、孙部长并报省委〉（1960年12月27日），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394。
[48]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243、247。
[49] 毛微昭：〈柴达木啊柴达木〉，《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213。
[50] 徐文立：《我以我血荐轩辕》，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1年，页137。
[51] 《赫鲁雪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334。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4/5/n144751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