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他是一个出身贫苦，没有文化的普通工人，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毛泽东）的决心投身革命。疯狂政治运动过后，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换来无尽的苦难。 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外婆吊脚楼里的童年

我的故乡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个县，“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这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伤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偏僻、贫穷而美丽。我出生在汪营镇西流水村，当年有很多边民来镇上赶集，就形成了一条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约一里长，铺着青石板路。街边有一条河流，沿河建着许多土家族的吊脚楼。我的童年记忆，就从宁静温馨的吊脚楼开始。

当时父亲奉组织安排去领导一家煤矿，母亲在区供销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抚育在古街成长。那个年月是没有电的，吊脚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韵味。每个夜晚我都紧抱着外婆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讲故事的声音中入梦。外婆爱讲《二十四孝》，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日后我方才知晓，一个“孝”字，蕴含着外婆终生难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许配给天门望族刘家的三少爷。刘三少爷，也就是我外公，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战乱年代，外婆就这样成了军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独的命运。

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抗战爆发后，他随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大宅日渐凋敝，外婆带着我母亲东躲西藏，靠捡棉花纺纱度日，饱受乱离之苦。终于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锦还乡，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本该合家团圆，谁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认我的母亲，还逼迫外婆离婚。母亲性格刚烈，坚决改名换姓，以示与外公恩断义绝。而善良温婉的外婆，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弃钱财补偿，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族人皆知外婆贤德，因而挽留被弃的外婆住在破败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旧恪守着刘家媳妇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师恩施，中途遭遇伏击身亡。灵柩运回武汉，外婆亲往扶柩。她没有一丝怨恨，默默将外公埋进了刘家祖坟。

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里会懂，只有外婆慈爱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质，她永远对人恭谨热情，街坊无不称道。古街上住的几乎全是弱势群体，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让我拿点饭送过去。结果幼小的我也学会了乐善好施，看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并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实也很窘迫。有时母亲看不过去，说我两句，外婆依旧维护着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相信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其实外婆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如果不是旧式家庭不看重女儿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才女。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划，缠着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严肃起来，她对我说，男人不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以后学什么好呢？外婆说，可以去学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亲在日本学的法律为何物，却相信这个世界需要法律来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难求，“文革”的暴风骤雨，打破了古街的宁静。我的童年，在四岁时戛然而止。

噩梦革命好像惊悚剧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在四岁孩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滑稽的扮相，我以为是父亲在率领着这支队伍，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信：外婆，赶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亲的泪水。外婆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这并不好玩，灾难降临了。

父亲只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弯腰跪在批斗台上。所谓批斗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阶，模仿延安宝塔的造型，上面写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父亲汗如雨下，母亲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给父亲送去。我从大人们的脚缝中奋力钻过，终于接近父亲，却被押着父亲的人一把夺去瓶子，摔碎在石阶上。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像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父亲罪恶也可以原谅

从小就目睹这么多暴行，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恶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侥幸。“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千古争论的话题，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恶，一切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们那种偏远的小镇，也会变成血腥的杀场；即使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也险些变成内心充满仇恨的暴徒。

镇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当时镇长姓段，他儿子是我同学，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镇长正在扫地，一个造反派端着步枪闯入他家。

大约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头来！”镇长就抬起头。“砰”，枪响了。

两人无冤无仇，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王法，没有理由。镇长无端被打了一枪，所幸没死，后来抢救活了。开枪的人也不是没事，后来判了几年刑，刑满也就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来开枪可以肆无忌惮。

我想起自己也有枪，一把玩具枪。

这把枪是父亲给我买的。上世纪60年代，孩子的玩具枪还很简陋，只是一种有弹簧、可以发射黄豆或小石子的简易装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杀伤力没有，顶多也就把你打疼一点。可是我拿着这把枪干了件大事——我往枪管里装的不是黄豆或石子，而是满满一管石灰。

当时镇上有个“孩子王”，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这个革委会主任是斗过我父亲的，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街上欺负我，见到我就骂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于是那天我往玩具枪里装满石灰之后，就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样，“手有利器，心生杀机。”

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

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

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

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

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

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

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

“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

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

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

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

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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