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澄清一个被有意搞混的问题：中国彻底扭转自1840年以来的颓势，开始了民族复兴大业并走向世界大国不是在1949年，而是1945年。

在1945年，中国有一个被法西斯国家及其仆从所仇视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和政治力量（例如各国反法西斯的流亡政府）所承认的统一的民族政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援助下，不但赢得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战争，收复了台湾和东北，而且出兵东南亚，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打败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坚苦卓绝的抗战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凌的形像，赢得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尊重，标志着“半殖民地”地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至此都已终止，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正面和强者的角色，不但被列为世界五强，而且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从一个在自己领土上被迫接受列强的特权的弱国到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享有特权的大国，中国靠的不是过去的列强地位（英法），也不是超强的军事实力（美苏），更不用炫耀恐怖的蘑菇云，而是在民族抗战中用卓绝勇气和牺牲精神换来了世界大战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当时不明明还是一个弱国吗？开罗会议上中国利益不还是受到损害了吗？再说，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是罗斯福出于美国利益硬给安排的吗？对于前两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突然在某一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上全面崛起为强国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或者某一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当时的中国弱到其利益在开罗会议上还能被妥协被损害的地步（损害中国的恰恰是支持中共的苏联而非美国），那更说明这个五强之一的名义来之不易。至于罗斯福的“恩惠”说，国际政治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五强之一这个名分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牺牲和贡献之后应得的报酬和实惠。罗斯福认识到这一点，排除了苏联和英国的反对，帮助中国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头衔，为以后的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创造了条件，这总比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斯大林当时力图以强权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更值得中国人感谢吧？

除了国际意义，1945年给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带来的希望也是近代史上少有的。

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带来的威望使它成为1911年以来在人民心中最具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历史过程为消除地方割据和实现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气氛和各党派都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畅所欲言的环境为实现民主宪政准备了条件；社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有充份的保障，连指责执政党是法西斯独裁、要求军队国家化的报刊都能公开出版发行；主要反对派中共一度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也显示了自1927年以来一直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两党并非没有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有朝着良性有序和平宽容方向发展的希望，体现在1946年初各党派坐下来共商国是的“旧政协”上。

今天从这个角度回顾1945年，如果说“旧政协”为什么失败和国共双方谁该为内战负责或者谁有更大的责任这些问题牵涉到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我想中国在1945年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应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不但应该承认而且应该为之骄傲。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949年以来的官方不但从来就避免谈论1945年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的巨大变化，甚至连中国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不承认，说中国的独立是1949年的革命所带来的，理由是1949年以后“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但又从不告诉人民当时中国究竟被多少国家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没有被废除这些关键问题。

这里的“赶出”无非是外交关系的中断、外资的国有化和西方国家在华宗教文化慈善事业的终止。但是，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和中国革命相比的是霍梅尼的伊朗革命（伊朗人认为那场革命赶走了西方势力，但却从来不认为它给伊朗带来了“独立”，这个事实说明即使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对于本国历史的连续性也有起码的尊重），而决不是发生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但在官方的世界历史叙述中，中国1949年的革命往往被鱼目混珠，放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浪潮之中。

不久之后中国的走上“全盘苏化”的道路，更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实质。值得指出的是，当毛泽东宣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时，唯一在华享有特权、在中国旅大建有军事基地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美国在华曾经有过的军事设施都是为二次大战服务的，和帝国主义不沾边，而苏联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建立于战后，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苏联的这个帝国主义特权在“新”中国又维持了将近10年，成为对“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绝妙讽刺。

“1945年”就是这样在中国大陆被“1949年”压制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最近10年才有所松动，其对历史的扭曲曾经到了连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墓都难逃厄运的地步。这种压制的历史作用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合法性提供了主要资源：一个给自己民族带来独立的政权，当然是一个劳苦功高的政权。

“1949年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历史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以此为核心的历史教育和官方宣传长期以来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虽然知道1949年以前连苏联都在南京有大使馆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历史事实，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独立”这样的谎言仍然是他们下意识的一部分。然而就在历史记忆和政治宣传上压制“1945年”的同时，建立于1949年的政权却在1972年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常任理事国，从“1945年”这颗民族的大树上摘下了最大的一个桃子，至今享用不尽。

如果没有“1949年”，“1945年”给中国创造的条件和指明的方向可能会大大缩短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今天在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长期以来用1949年打压1945年，这不是作风正派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为，应该被今天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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