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淑湘扫厕所，父亲被杀
1939年出生在湖南的白淑湘，少年时期就显示出了舞蹈的天分。她于1952年参加了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并于次年随“赴朝慰问团”演出。1954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1959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白淑湘成为了第一批主要演员，并成为中国芭蕾第一明星，主演了《天鹅湖》。她还先后成功塑造了各种舞台人物，如《海侠》的女主角米多拉、《吉赛尔》中的鬼王密尔达、《泪泉》中的王妃扎列玛等。
白淑湘的成功也让她有机会走进了中南海，给中共领导人表演。一次在给毛表演芭蕾舞剧《四小天鹅》后，她还邀请到毛一起跳舞。
1964年，江青开始对芭蕾舞剧产生兴趣，白淑湘又被第一个选中，出演了篡改历史的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下简称《红》）的女主角吴琼花。她为此还参加了军训，学习卧姿、跪姿、站姿、射击等。在《红》上演之前，芭蕾舞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只是“舶来品”，但充满浓厚革命意味的芭蕾舞剧《红》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正当白淑湘在为塑造新的舞台形象做准备之际，她在1965年被定性为走“白专路线”的典型人物。所谓白专路线，指的是只搞专业技术和专职工作，牴触政治活动，不参与政治生活。从此，26岁的白淑湘被禁止参加演出。第二年，文革爆发，她连练功也被禁止，在芭蕾舞团里被揪出来反复批斗。在此期间，她除了被反复批斗，要求交代问题外，白天还要干扫厕所、扫地、挖地洞等粗活累活。
1969年，白淑湘被送到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干校劳动，离心爱的芭蕾舞咫尺天涯，直到1974年。当时，因文革对中央芭蕾舞团的严重破坏，造成了团内无人可用，34岁的白淑湘才被召回担任主要演员，并重新出演了《天鹅湖》以及新增演了《希尔维娅》等剧目，但演出还是受到诸多限制。此时，对于她而言，芭蕾舞演员的黄金年龄早已过去。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共给其“平反”后，白淑湘才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直到1989年时年50岁时才正式离开芭蕾舞舞台。
令人唏嘘的是，文革初期，白淑湘的父亲白纯义被中共政府枪决，原因是有人称其签字杀害了多名中共党员。原来，白纯义曾是国民政府的一名军官，也是张学良将军的下属，从军前则是一名律师。白淑湘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带全家前往南京，在国民政府中从事文职工作。日军占领南京后，白纯义又带全家前往重庆。在中共攻占重庆前，本可以飞往台湾的他选择了留下，并到东北大学教授法律。然而，他终究没有逃过文革。白淑湘和她也是舞蹈演员的姐姐因此受到牵连。
不过可叹的是，被中共枪杀了父亲、自己错过了最珍贵的艺术黄金岁月的白淑湘，却在被“平反”后再次为中共歌功颂德，称“我们的艺术生命有了保障，我们重获新生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灵魂被扔到地狱中的刘庆棠
刘庆棠在文革中则走上了将“灵魂扔到地狱中”的道路，并最终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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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淑湘文革被批斗、父亲惨死的经历不同的是，刘庆棠在文革中则走上了将“灵魂扔到地狱中”的道路，并最终自食其果。
1932年出生在辽宁的刘庆棠，16岁时考上了中共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白山艺术学校，从此开始了其舞蹈生涯。1951年，因其舞蹈节目在柏林获奖，刘庆棠等演员被留在了北京。1952年，中央歌舞团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时，中央歌舞团聘请了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授芭蕾，刘庆棠经过努力，从低级学习班进入了高级班。1956年，他在24岁“高龄”之际前往苏联正式开始学习芭蕾。
1959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后，刘庆棠成为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王子的表演者。随着《天鹅湖》的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来。此后，刘庆棠和白淑湘又一起跳了《海侠》、《泪泉》等舞剧。
在很多人眼中，刘庆棠和白淑湘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但随着白淑湘的名气越来越大，当人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白淑湘身上时，刘庆棠的心中起了波澜。当时有一些内行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这大概也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1964年，篡改历史的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女主角吴琼花由白淑湘扮演，男主角中共党代表洪常青则由刘庆棠扮演。毛在观看了演出后，称“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由此定了调。《红》剧成为革命样板戏，江青指定其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刘庆棠亦深受江青的青睐。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庆棠的“革命斗志”格外旺盛。他成立了新的革委会，自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许多人聚集在他的手下，向中央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白淑湘被揪出批斗，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也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由于刘庆棠的残酷行为，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并被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时，江青指名让刘庆棠登上大会主席台，但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江青的撑腰，刘庆棠的底气更加十足。他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六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刘庆棠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芭蕾舞团的领导之一。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为芭蕾舞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重新掌权的刘庆棠，再度开始丧心病狂地整人。他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全团包括临时工在内的240人中，有70多个被其打成了反革命。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紧跟江青步伐的刘庆棠亦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刘庆棠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成为中共文化部副部长。
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刘庆棠，在生活上也是风流成性，并利用权力乱搞男女关系。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然而，对于他的控告信皆石沉大海，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刘庆棠更加死心塌地地紧随江青，被称为是江青的“忠实战士”。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会上，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秉承江青的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此后，他多次搞邓小平的黑材料。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还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3月，他又亲自指挥芭蕾舞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等。
文革结束后，刘庆棠被羁押，并于1983年4月被公审，尽管他竭力为自己开脱，但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据说，审判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有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还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判决后，曾被刘庆棠多次伤害的妻子徐杰与其离了婚，其三个子女也同他脱离了关系。
1986年春天，刘庆棠因患食道静脉曲张，被批准保外就医。之后他抛弃了照顾他多年的救命恩人——一个善良的女人沙音，而选择与一个更有能耐的女人结婚，并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其前妻徐杰如此评价刘庆棠道：“他的心，他的灵魂都扔到地狱里了，他至死都不会安宁；他是一个精灵，在创造与欺骗中飞来舞去，闪着耀眼的光，但是他落到了地狱。他如果能自救，就让他自救吧！”
结语
中共建政后，曾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运动，将包括中国舞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肆意摧残，将无数承继了传统文化血脉的艺术家加以迫害，甚至对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艺术家”也不放过，白淑湘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又将人性中的“恶”发挥到了极致，让一些演员从传播艺术的使者变成了害人的凶手，最终也身陷囹圄，刘庆棠就是这样的代表。说中共才是真正的把人变成了鬼，丝毫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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