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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下)
提要:就新闻报导而言,只有希特勒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纳粹党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帐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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