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疫情期间，更是采用了令人侧目的所谓“战狼外交”。到处惹事导致四面受敌，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人士呼吁携手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有些国家已经组建了联盟，显示出西方国家开始警醒。

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人士看清了中共本质

北约（NATO）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星期一（6月8日）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敦促志同道合的国家与北约携手对抗“霸凌和胁迫”。

他说：“中国的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均势，加剧争夺经济和技术霸权的竞赛，大幅加大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加剧围绕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竞争。”

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为应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后果，北约需要团结一心。北约国家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

在斯托尔滕贝格发出上述呼吁之前，6月5日，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八个国家议会的一些议员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员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联盟成立的当天，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跨党派议会代表也即刻宣布加入联盟。6月8日，捷克议员也宣布加入。

联盟成立的消息发出后，中国媒体立即给联盟扣上了“新八国联军”的帽子，意图唤起中国人对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历史的记忆。另外，中国媒体还试图弱化联盟的影响力，称联盟的成员是其国内政治的“失败者”或是政界的边缘人物。

但是，参加联盟的最初18名成员其实不少是各自国家的重量级现任议员。比如，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和罗伯特.梅内德斯（Robert Menendez）是美国国会国家安全问题上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知名“鹰派”人物。在推动《维吾尔人权法案》、《西藏人权法案》和《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立法方面，两人都是积极的推动力量。

另外，卢比奥还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这个成立于2000年的委员会在美国政界很有影响力，委员会由国会两党议员以及高级政府官员组成，其职责是监督和报告中国的人权与法治状况，并且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变化提交年度报告。

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尔．麦考尔（Rep.Michael McCaul，R-TX）也发出了相同的讯息。他在给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凯伦．皮尔斯（Karen Pierce）的信中说，英国和美国必须共同捍卫民主，以对抗中共。

来自澳大利亚自由党议员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哈斯蒂曾将中国共产党比作“纳粹”，呼吁澳洲政府看清其威胁，中国方面大为恼火，指责为“冷战思维”。

德国议员迈克尔．布兰德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所领导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他是基民盟的人权事务发言人。布兰德曾多次在德国公开反对政府对中国“磕头”。另外，德国中间右翼联盟绿党前党魁，现欧洲议会议员布提科费尔也是这个联盟的成员。

有分析人士指出，其实这些人“是整个西方社会内部保守派、鹰派的代表”。

在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宣告成立的视频中，议员们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个挑战将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认为，这次疫情帮助西方了解到中共的本质。他说：“今天，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共对自由世界秩序构成了最大威胁。COVID-19大流行无可辩驳地暴露了中共的真实本质，并告诉我们为什么开放民主的社会必须再次建立一个旨在保护和促进全世界民主价值观、宗教自由和人权的联盟。”

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是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告诉美国之音：“西方现在是被真正的中国威胁唤醒了。习近平在尽他最大的努力在唤醒我们，我们应该继续观察他。”

他说，其实西方早就应该对中国采取措施了，如果西方真正明白了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的话。

他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要让世界其他地方知道我们真正的能力和我们的意图。你仔细想，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消息，但是，大家却接受了几十年。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看上去是非常普通但却是非常险恶的政策。现在习近平说：’我们不再需要隐藏它了。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了。我们可以挑战了，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向世界挑战。西方在衰落。在我们窃取了他们的技术和商业机密并拿走了投资之后，美国再也无法与我们竞争。”

疫情带出了中国最糟糕的外交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5月底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疫情后中美关系的线上研讨会中说，疫情带来了最糟糕的中国外交。

她说：“在我看来，这次的大流行病带来了中国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一面。我希望中国人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与世界其他地方打交道的方式会让他们在国际上最终付出很高的代价，虽然这么做也许有助于他们团结中国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也许对他们在国内有利。”

疫情在全球蔓延期间，中国政府不是反思自己在疫情初期的隐瞒和淡化给全球带来的可怕后果，反而对批评者进行谩骂，同时还试图改写疫情爆发的历史。例如，试图转嫁病毒源头，指责其他国家处理疫情不力，并试图阻止国际社会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当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一则推文。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称，“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广泛争论。

4月，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斥责法国某养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离职守，“导致老人饿死、病死”。

4月底，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说，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推动调查病毒源头，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

中国驻巴西大使则针对巴西总统儿子指责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在推特上称他访美后“传染了精神病毒，它毒害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就疫情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并传遍世界各国的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将蓬佩奥和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称作“哼哈二将”。

在澳大利亚呼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压制澳大利亚。中国教育部星期二（6月9日）向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学生发出预警，称全球新冠病毒(又称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旅行和校园开放存在风险。5月，中国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征收高额关税。

除了试图改写疫情历史外，中国还在大力宣扬“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并打造“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引领者的新形象”。这几乎成了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优先。

中国甚至试图将自己的“红色之手”伸进美国的地方议会，改变他国对疫情的叙事。四月中旬，美国威斯康辛州参院议长罗杰．罗斯（Roger Roth）披露，今年二月和三月，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总领事向他发出私信，要求他在州议会提出决议案，赞扬中共抗疫和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疫时间”等。

中共这样的做法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担忧。

中国政府政策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5月8日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为主题的研讨会上说：“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不够尊重世界，在大流疫下骤然加剧了的复杂性，推进得未免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从而效果与期望之间的差距颇大。”他建议中国政府“尽快和尽广泛地改变”这样的状况。

不过，中国政府看上去也没打算改变做法。6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为中国早前发表的为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辩护的白皮书进行辩护。她说：“抗疫叙事不能被谎言误导玷污，而应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利用别国疫情推进自己的“核心利益”

除此之外，刚刚从疫情中“翻身”的习近平还在华盛顿和其他国家忙于应对各自国家疫情，自顾不暇之际，大胆推进中国一直以来面临国际阻力的问题。在中国视为所谓“核心利益”的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中国最近都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当然，也遭遇了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更大的抵制。

5月底，中国政府宣布将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这使得一度因疫情平息的香港问题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直接或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宣布香港不再拥有高度自治权。

事实上，除了疫情之外，香港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导火索之一。在香港《国安法》决议之后，英、美、澳、加四国外长签发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

在台湾问题上，4月10日，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编队自东海出发，穿越太平洋第一岛链，专家分析，这是中国主要是针对台湾，就蔡英文政府拓展外交空间释出警告。6月4日，美国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

在南中国海，中国4月18日宣布，在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两个新的行政区。随后，中国又宣布为南中国海的岛礁及海底地物的命名（这是中国自1983年以来首次采取此类行动）。在此之前，中国还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后来，中国海军舰船与海警船包围了马拉西亚的一艘钻井船。

中国面临“六四”以来最严峻的外交困局

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强调，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因新冠疫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他说：“我们的朋友更‘铁’了，我们的朋友圈更大了，这是事实。”

然而，真相是，疫情让中国遭遇“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峻的外交环境，这也是中国政府4月份的一份内部报告所承认的。

因为疫情，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要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早期处理负责。5月19日，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大会上一致同意，就该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

另外，一些国家的民众和地方政府已经就中国在疫情早期的隐瞒对中国提出控诉，向中国追责并要求补偿。

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越发紧张。

从美国方面来说，从贸易站到技术争端到美中在新冠病毒爆发后的相互指责到中国指责美国支持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对华强硬已经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在民间，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也越来越多。

事实上，因为疫情的影响，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出现的有选择的经济脱钩有进一步加剧的迹象。不少学者指出，疫情后，中美两国间将更加渐行渐远，彼此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由于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香港国家安全法，曾经与中国迈入“黄金时代”的英国最近也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英国政府近日表示，将制定新的法律，以打击外国公司进行的“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收购行为。因为近期英国在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上频频发声，威胁采取措施，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是在针对中国。

另外，约翰逊政府做出了香港回归中国23年来最强烈的回应--若中国不中止“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者将得到成为英国公民的机会。

就像上文所说的，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紧张关系也在升级。因为澳大利亚呼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已经几次利用经济力量在惩罚澳大利亚。

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也在2018年开始恶化。2018年底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来，中国报复性地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阻止了部分油菜籽的进口。上个月，加拿大法院裁决，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的程序将继续。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因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受到影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5月底表示，欧盟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战略来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在此之前，欧盟国家领导人，包括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都对中国疫情初期的隐瞒表达了不满。目前，因为疫情的影响，双方准备将原定九月在德国举行的欧洲峰会延期。

中国与自己的近邻印度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自五月初开始，中印发生2017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军事对峙，起因是中国军队越过了两国的实际控制线数公里。虽然有最新的报道说，两国目前已经承诺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解决领土争端，但是，在印度民间，特别是社交媒体上，印度人掀起了一场抵制中国商品和软件的运动。

日本虽然没有与美英一起谴责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但是日本政府4月宣布斥资帮助自己的企业撤离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6月10日）表示，希望主导G7对港版国安法发表的联合声明。

疫情也对一向比较友好的中非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广州的许多行政和执法部门和民众一度曾对在那里居住的非洲人及非裔外国公民施行恐外排外举动，引发非洲民间的强烈反弹。数个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大使针对歧视事件作出解释。

中国政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在5月8日的演讲中承认，中国正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

他说：“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加上（这特别重要）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直面的内外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发以前有利。对中国的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

中国并非敌人，但是“与中国保持继续接触并不容易”

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是北约如今的“新敌人”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坚称北京方面并非敌人。但他指出，去年12月，北约各成员国领导人在该同盟历史上首次同意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影响，包括中国研发能打到北约盟国的导弹。

曾任特兰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星期二（6月9日）在一个有关疫情后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虽然与中国“分手”并非大家所愿，但是，中国在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显示，与中国继续保持接触“实在不容易”。

他还说，未来习近平可能会更加的咄咄逼人。他说：“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段时间。我想，习近平认为自己是赢家。他后面会更加的咄咄逼人。中国可能首先从疫情中恢复。中国拥有高超音速导弹，拥有军事能力，而且，他还觉得美国在衰退和分裂。”

他说，这样的领导层，会让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困难，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更难维系。

麦克马斯特也建议，美国应该联手欧盟、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和开放的”国家来一起来应对中国，明确告诉中国，“我们不会再被动接受这样的行为，我们已经决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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