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反腐历史上，胡耀邦留下了一个曾经让当时的中共高层心惊胆战、让现在的中共高层心有余悸的经典范例。而最终促使邓小平抛弃胡耀邦的根本原因，却是胡耀邦希望给民间和知识份子一点自由空间的政治倾向。

胡耀邦也曾积极反贪反腐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她的回忆录《思念依然无尽》中，提到了1985年胡耀邦处理某政治局委员之子不法经商牟利的一段公案。高新和章海陵后来分别着文，“胡耀邦犯了中南海大忌”和“怀念胡耀邦反贪六亲不认”，为此补充了不少细节。这段公案使当年中南海高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位中共元老，包括胡乔木、李先念、陈云等，无不谈“胡”色变。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份关于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涉嫌诈骗的公安请示报告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胡耀邦批示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带着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趁胡乔木外出开会，前往他家，从胡石英房间搜出十五万人民币，并把胡带走。此事在中南海一石激起千层浪，胡耀邦惹恼了一介元老保守派。

在胡乔木和李先念看来，反腐不能六亲不认。胡乔木对胡耀邦极度不满，大发脾气，当面质问胡耀邦“为何抄我家，为何逮捕我儿子？”曾经评价胡耀邦“阳的多，阴的少”的李先念，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某种威胁，他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胡耀邦此人六亲不认，且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

在陈云看来，法从来不应大于党。他说，胡乔木的儿子犯了国法，应当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胡乔木谈话，哪怕是要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但让警察进入中南海查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搞什么“执行公务”，就是来者不善；而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本来就有的矛盾，也因此而超出了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性质变了。

然而，胡耀邦在这个事件上，却充分实践了自己的反腐理念：反腐“从中央抓起”，“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宁可得罪个人，不可得罪十亿人”，“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等等。但是面对中共高层保守派结盟，胡耀邦孤家寡人，成为共产党中的异类，让权势集团忍无可忍，最后终于将其除之而后快。

章海陵的文章披露了另一个细节。邓小平知道了胡石英事件及众元老对胡耀邦的不满，便问是不是事实，说“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有意见？乔木平时对人家那么严，怎么对自己就另一个样了呢？”从这个细节看，邓小平在胡耀邦处理胡石英事件上，是支持胡耀邦的。

邓胡分手的根本原因是“反自由化”不力

但是在政治思想路线上，邓小平却是谈“胡”色变。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政治上右倾，“反自由化”不坚定，这可以从《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得到证实。赵说，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见不合，主要表现在“反自由化”上，邓小平曾说过，“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在过去几年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说自己“看错了人”；所以即使没有“八六学潮”，邓小平也会让胡耀邦体面下台。

我们后来知道，胡耀邦的下台完全是被迫的，痛心疾首的。那个迫他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竟连开了六天。会上，胡受到了他不遗余力为其平反的几个元老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薄一波、彭真、王震等斥责胡耀邦只讲“反左”，不讲反右，要求胡耀邦辞职；杨尚昆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

胡耀邦辞职后，邓小平几次讲话又提到胡耀邦的“右”。1989年初，胡耀邦还健在，邓小平当着赵紫阳、胡启立的面，最后一次评价胡耀邦。大意是，胡耀邦和四人帮做斗争，在平反和真理的讨论上站在人民这一边等，其历史功绩，不容抹煞；“他这个人党性很强，没有私心”、“他的缺点就是有点右，容易模糊，有时又是好心人办错事，对自由化的问题重视不够，总以为翻不了天。”1992，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李鹏说：耀邦抓党风党纪还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胡耀邦最不满的是胡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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