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国有特别的感情。第一，我是民国时期出生在南京，那时候南京是民国首都，我的母亲是总统府秘书。我外祖父和母亲都跟蒋介石有很深的关系，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结婚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差人送了一幅亲笔字，49年之后上级收缴了。

第二，我家的长辈里有不少人，在民国期间很有声望，我从小听过许多故事，也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第三，我学文出身，喜欢写作，出版过几本讲历史的书，做过些相关的研究，多了解一些史实。我特别有一种危机感，觉得现在太需要抢救民国时期的历史，如果我这一辈人再不努力做这件事，民国历史的很多真相可能会丧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回过头来看，从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间，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国期间，实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虽然民国建立之后的三十年间，内忧外患不绝，战火烽烟不断，可正是那段期间，中国各行各业，都积极转向现代化，社会空前繁荣，并赢得国际尊敬。

先看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时最有名的报人是张季鸾，陕北人，是我叔祖沈卫老太爷的学生。我家老太爷当时是陕西学台，办了个宏道大学堂，张季鸾是学堂里的学生，他到日本留学，也是我家老太爷办的手续，给的学费。张季鸾主持大公报之后，提出四不主义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从不把国民党的规定放在眼里，整天发表骂国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宴会，军政大员数百，首席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死了，归葬陕西，蒋介石亲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亲的好友陆铿先生，做过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发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党报上骂党领导，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国时期，并不少见。蒋介石很生气，我外祖父找陆铿谈了一次话，就算完事，陆铿继续做主任，别说逮捕杀头，连职都不降。前些年我在旧金山找陆伯伯聊天，他还耿耿于怀，说我外祖父当时跟他谈话态度不好。

那年头，骂蒋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马寅初，在重庆当面撕破脸的骂，据说给关到牢里去了。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我有点怀疑，因为正是马老先生坐牢期间，他有书出版。那么他到底坐牢了没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级监狱，没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还可以着书出版。我的二伯父沈钧儒先生，也是当时专门跟国民政府过不去的主，关了监牢，那是真的，他在牢里写幅字：还我河山。看看这张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长衫，纸墨笔砚伺候，写那么大的字，挂墙上，还让人照相。马寅初、沈钧儒最后都放了，出来继续骂蒋介石，还受尊敬。

说到四大家族，我很怀疑。谎话重复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亲有一次到庐山参加记者招待会，宋美龄发表完讲话，我父亲站起来问四大家族怎么贪污腐败，宋美龄驳斥他，弄得满场记者都低着头不敢坑声。不过后来蒋夫人对我家里人还是很好，很和善。蒋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岁，就说明她不是整天算计勾心斗角的人。抗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蒋夫人宋美龄代表国民政府到美国求援，对美国国会做演讲，浩然正气，自信从容，举止高雅。她的风采当时倾倒美国国会，演讲之后，全场起立，掌声达四分钟。当时的国会发言人把迎接宋美龄到场那天誉为美利坚骄傲的一天，赞美中国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国有人评论说：蒋夫人在国会大厦驻足三小时，是美国历史不能缺少的一页，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

再说宋庆龄。父亲生前是宋庆龄基金会的常务理事，老爷子过世之后，我们兄妹从美国回北京，受到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到宋庆龄故居去访问座谈，宋庆龄故居的园子很大，在北京后海，以前是纳兰的王府，可是宋庆龄住的房间却是相当简朴，我们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里接见外国元首。我想，以前在国民政府做过官的人，大概怎么着也贪污腐败不起来。被归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正愁中饭没着落，陈立夫先生走进门来。他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里，就来蹭中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怎么个活法？开养鸡场。吃蛋炒饭，开养鸡场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干的事吗？

我的外祖父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可以算高干了。刚到台湾，不管多大官，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台北新生路和信义路买了一处小宅子。那时候这个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旷旷，价格便宜，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买了房子，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吃饭桌子，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个舅舅每人坐一个，更没有外祖父的坐处。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五个舅舅上学，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时间紧，饭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经常来不及，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不忍心，送两袋米来。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搬家几次，大瓦缸一直保存着，没有碰坏，为了留做纪念，舅舅们至今还感激王惕吾先生，时常对我们讲。

再看民国的学问家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华罗庚，都是民国造就的人材。还有艺术家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常香玉，文学家鲁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美术家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总而言之，大家扳手指头数数，从民国时期之后，六七十年过去，到今天，有哪个中国艺术家、文学家的成就，能够超过这些人。连说相声的都没一个比得了侯宝林。

听说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参观林语堂故居，想想林语堂那时候，民国时期，不管他写什么，都能出版。这道理挺简单，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师。我有时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如果生在民国时期，也许还有点戏，要是没生在民国时期，那就栽了。林语堂要不是活在民国时期，他绝成不了大师。还有张爱玲，不枪毙就算她走运，还想出书？巴金、曹禺、沈从文、老舍、钱钟书、茅盾，离开民国时期那个环境，又活了好几十年，可是怎么样？

要说民国人物，头一个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前两个月过双十节，丹佛英文报纸登一篇报导，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丹佛为民国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讲，接到革命军电报，催他回国就任大总统。孙中山急忙动身，坐了一个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读了之后，才知道丹佛跟民国还有这么一段缘分，挺震惊。我们实在对民国历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须赶紧补课。

孙中山之后，早期民国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骂他卖国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历时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但是至今还是有媒体继续编造袁世签署二十一条的谣言。民国时期的政治领袖，至少不卖国，而民国之后很多人连这条底线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华北，总想找北洋军阀出来做傀儡，没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吴佩孚。在大多中国人的印象里，吴佩孚是个野蛮粗鲁的军阀，那又是被欺骗。其实吴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试，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后来得罪了县太爷，被革了功名，才流亡从军。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许多，能力强，功劳大，很快成为统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帅。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称他是中国最强人。当时美国人认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是他。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日本人很恼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我从小听大人讲，我家有几个救命恩人。其中就有杜月笙和万墨林，上海滩上有名的青帮老大。为从上海日本人手里营救我的母亲，杜月笙从香港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猛烈扫射。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八千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杜月笙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就垮了，最后也是因为气喘病过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换命，救出我母亲的性命来的。

杜先生到重庆，把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质。蒋介石听了，就把汪日密约放回到档案柜，告诉杜月笙，先把我母亲他们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因为蒋介石这个命令，母亲才被杜月笙的五十个枪手营救出上海。

长辈中的朋友郁达夫。我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教书的时候，郁达夫刚从日本回国，在安庆一中做教员，成了朋友。他们一群文友墨客都没有带家眷，常在一起聚会。只有郁达夫带了元配太太孙荃，郁达夫是个多情种，很爱自己的乡下女人。上课也好，聚会也好，不管多忙，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定赶回家去看老婆。安庆是个山城，爬上爬下的，郁达夫为看老婆，走路旋风一样。我的外祖父说，那一份浓情，很是难得。谁也想不到，五年之后，郁达夫到上海，一参加革命，立刻变心，把孙荃和子女赶回老家，自己与王映霞在杭州订婚。

现在的人很少了解蒋百里将军。他跟我父亲是同乡，浙江嘉兴人，自小习文，中过秀才，跟梁启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学，读军事，为富国强兵。他在日本军校读书，成绩出色，全校第一名，获天皇赐刀，让日本人很丢脸。回国后，他任保定军校校长。他曾经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欧洲，面见过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见过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国军队争取武器装备。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就地埋葬。过了十年，1947年好友协助迁葬，起棺发现，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的夫人是个日本人，他的三个女儿都非常美丽，其中一个蒋英，歌唱家，是钱学森夫人。小女儿蒋和，跟我父母大学同班，后来在北京做德文翻译，我小时候经常跟随母亲到她家去听故事。

近几年国内开始有选择地公布一些历史真实，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高陶事件。感兴趣的，可以找中央电视台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来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还有我母亲一些镜头。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了吴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亲，请求蒋介石停了船，发电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亲和我，坐快艇到吴淞口登船，一块出海。母亲坚决没有走。

说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乡，我的父亲跟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中学同学，而且曾经跟小女儿陈涟恋爱，后来陈涟在西南联大，又跟我母亲同学。再后来陈涟参加共产党，跟我的父亲断绝恋情，与袁永熙结婚，干革命去了。他们夫妇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蒋介石让陈布雷处置，其实就是放陈涟他们一条生路，结果陈布雷当然就把女儿放了。陈涟他们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亲家里，过了几天北上山东。山东当时是共产党根据地。四九年后，陈涟是高干。我父亲调到北京后，去天安门看游行，在观礼台上遇见陈涟，打了个招呼。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过。后来陈涟的经历，各位去看这本书，叫做《两代悲歌》，里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实蒋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逐字逐句蒋介石都改过。《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不高兴，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论。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来给他看，每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红字，根本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整本书实际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

历史不应该遗忘，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西方各国陆续同中国签订新约，危害中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介石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

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那时候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

讲民国，绝对绕不开抗日战争。现代世界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比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惨烈，比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过更多的生命？没有。同时，现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段伟大历史更加淡漠，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些民族牺牲更加轻描淡写，比中国人对待英勇捐躯的同胞更加蔑视，甚至不惜对死者继续恶毒谩骂和侮辱？也没有。

在这里，必须举几个具体数据，请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头等强国，又经长久备战，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已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而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常年征战，消耗巨大。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兵船，空军仅有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二百五十余万，士兵缺乏教育，军官缺乏现代战术训练。

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装备五千多匹马和五百多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国军每个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多数师没有装备坦克和大炮，更谈不上陆空协同。国军士兵大多在战场上遭遇日军坦克，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等新式武器。全国可动员兵力四百万余人，步枪总共只有一百万支，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出的子弹，包括机关枪子弹，平均每个士兵才分得四发。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亲眼看见一九三八年国军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军装备和力量，根本无法与日军对抗。一九三六年，整训的国军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尚未运到，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食弹药，也还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展开全面抗日的条件。接着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战呼声更高，国民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匆忙把准备不足的国军开上前线，正面与日军作战，虽然国军将士英勇奋战，终究装备相差太远，屡战屡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总兵力超过七十五万，一战便伤亡四十余万官兵。冯玉祥回忆，在上海战场，一百里以外看，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两个师两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万耀煌所率二十五军，在淞沪会战中全军覆没。史迪威将军亲眼看到只有四挺机枪的国军那个团，在德安战役中，与火力强大的日军激战了两昼夜，牺牲六百将士，伤五百官兵，剩余官兵奉命后才撤出阵地。

八年抗战，国军空军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飞行员殉国，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军伤亡官兵达三百二十二万人，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七十一名少将，计有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军长八名、副军长两名、师长二十名、副师长十三名、旅长十七名。殉国的二百0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员，大多是黄埔毕业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三周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矗立心底的纪念碑》，我在序言里有这样几句话：“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继续生存着，就是因为那些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祖国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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