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不攻自破，但谎言却毒害了几代人。
《半夜鸡叫》和《半夜鸡不叫》
《半夜鸡叫》曾是小学课本中描述地主形像的经典故事，但2009年，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半夜鸡不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刚一露面便在网上掀起了广泛的议论。
这本书颠覆了以前人们的认识。其一，真实的周扒皮勤俭、吝啬、讲规则、诚信、对伙计宽厚。其二，高玉宝没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其三，「半夜鸡叫」不存在。其四，《高玉宝》这部书的真实作者是郭永江，笔名荒草，曾是《解放军文艺》的副主编。1951年荒草奉命修改高玉宝自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宣传伟大的文艺战士，甚至帮助高玉宝整理在外面的讲演稿。1955年，幕后英雄荒草助推出版《高玉宝》。1993年去世。也就是说，不仅周扒皮，就连高玉宝也是编出来的。回顾中共推出的这些红色经典，哪一个不是骗人的呢？
《白毛女》中颠倒黑白的三个原型
舞台剧《白毛女》中让人切齿痛恨的地主黄世仁的原型到底是甚么样的人呢？据大陆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平山县的考察，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名字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儿子。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他为人善良，经常周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洪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瘾毒瘾，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白毛女又是从何而来呢？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却被中共描述成，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喜儿被用来抵债，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中共为了土改斗地主，彻底将黄世仁、杨白劳和白毛女原本的故事颠覆，虚构出罪恶的地主形像，以煽动阶级仇恨。
《红色娘子军》中刻画的「十恶不赦」的地主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实际上这个地主也是个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两个相反版本的《暴风骤雨》
纪录片《暴风骤雨》 当事人口述历史
1946年9月红色作家周立波在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村当区委副书记，领导了土改并完成了小说《暴风骤雨》，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一时间影响巨大。
2005年，纪录片导演蒋樾、段锦川重回元宝屯实地调查，拍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但是这部影片只上映三次就被禁。
蒋樾、段锦川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曾向韩老六租种土地的农民说，韩老六穿长布衫，拄着棍，个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不是电影里奸猾、贪婪、凶残的恶霸。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韩老六省吃俭用，「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显然没有中共的煽动和灌输，他们根本没有「地主在剥削人」这个概念。
为甚么要重新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呢？导演蒋樾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发言中说：「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我说，土改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定论了，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绝大部份的观众、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云南影像室放的时候，有一个60多岁的人跟我说，如果我相信你这个片子，那么党史就得重写。」
如果明白土改对中共意味着甚么，中共的历史确实需要重写。
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是靠着土地吃饭的，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1/3。那么，中共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呢？1949年之前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一半土地在地主富农手里；1950年启动暴力土改，90%的土地到了贫农和中农手中，但是1953年中共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国有，农民不仅没得到一点好处，连贫农手里原来仅有的土地也充公了。
至今，中国农民也只是承包经营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我们购买的商品房也只有70年土地使用权，70年后还得花钱再买，而在其他国家购房则有完整的产权。
土地是中共政权与经济的命根，而这一切都是中共从70年前的暴力「土改」运动中掠夺而来的。
中共利用红色影片、样板戏、红色歌曲等欺骗民众，煽动对地主的仇恨，掩盖自己的暴行。而记录真实历史的影片却被打成禁片。
中国第一禁片《武训传》
原来，批《武训传》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来，由此拉开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毛说不怕工人罢工、农民上访，因为有成熟的中共干部可以压制住他们，他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支笔，因为这支笔能让人知道真相，能擦亮人们的眼。所以中共要持续不断地迫害知识分子，从1951年的思想改造到1957年反右及1966年的文革，都是让知识分子噤声，至今依然如此。
夹边沟：不能遗忘的伤痛
幸存者回忆：「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膛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大部份人饿死了，尸骨难寻，但幸存者及亡者家属筹建的夹边沟罹难者纪念碑也被中共砸毁，中共享各种方式封堵真相，而夹边沟惨案只是三年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中国人的一个缩影。
就像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因父亲死于大饥荒，他为了探究真相而撰写《墓碑》一样，导演王兵的父亲惨死于夹边沟，这让他渴望还原历史，采访了很多当事人，2010年他拍摄的《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2019年他携《死魂灵》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展映，当然这样的题材在国内都不可能上映。
《死魂灵》长达8个小时，尽可能地记录了真实的历史。纪录片导演、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韩倞评价说，这种长度对这部片子是必要的，「这种长度可能会阻止更多的观众来观看，但以这种特殊的形式来保存这些特殊的内容，却给观众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他们了解到过去这些人的生活。」
2017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摄的《夹边沟祭事》在香港首映，相当成功，事先登记的观众完全爆满，未登记的在外面排着长龙等待候补，近7个小时的马拉松放映，没有人显示厌烦，看到悲惨处，全场一片唏嘘抽泣的声音。
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在大饥荒中有两个家人饿死，他的孙儿不相信有这回事，对祖父说：「现在的人节食减肥都困难，哪能没有东西吃？还说如果政府不给吃，为何那么老实不反抗？」这或许正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的原因。
曾经历共产极权黑暗时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对于我们有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我们要不要对抗遗忘？要不要去唤起那些被强权封存的历史记忆？要不要去挖掘真相？能不能让中国的奥斯维辛就像夹边沟的冤魂白骨一样被掩埋在历史的荒漠中？
如果我们选择逃避和遗忘，冤死者得不到历史的正义，群体灭绝罪的凶手无法受到历史的审判。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厘清历史，中共就得以继续用谎言欺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中国人永远做红魔的掌中之物，以及红魔灭亡时的陪葬品。
(明慧网: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1/4/4/「样板」和禁片的分界线在哪里--422704.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