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27日，中共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运动开始后，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怀着对中共的满腔热情，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料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却出尔反尔，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给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定了性，文中称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认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此后，中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所谓反击右派的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全国55万怀着对中共的满腔热情，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党员干部提意见的党内外人士被打成了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其实，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行需要“打退”，在反右运动中当作典型材料（包括时至今日各种官方著作罗列以证明反右“完全必要”）的右派言论（其中添油加醋、夸大歪曲以激起群众义愤的成分自不必说）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来的，而是在之后“放”出来的。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5月19日贴出，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5月21日提出的。龙云的“反苏谬论”，是5月22日提出的；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封建社会主义”，是5月23日；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是5月30日说的；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是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是6月1日。从之前各个阶层鸣放意见的具体内容来看，根本就无法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断定“右派”“猖狂进攻”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凭空捏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此时的中共虽然仍坚持“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并未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近55万右派，当年根本就不曾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长期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5/5/n1292559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