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1949年建政后,一直在不遗余力篡改历史,而中共自三月底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更是将篡改历史的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以往中共在篡改历史时,还甚少抹杀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功绩,那么在迄今为止播出的这十集洗脑片中,我们已然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篡改历史时,突出中共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立和重要地位,淡化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角色。
在第七集《携手国民革命》中,中共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说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问题后,开始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欢迎共产党党员同他们合作,还说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政策,因此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纷纷加入国民党。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首先,连中共都不得不承认的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的国民党这样的大党,会去和理念不同,人数不多、影响力很小的中共主动建立联系并要求合作吗?
其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苏共意图在中国寻找合作者时,曾从1920年到1922年,一再派人与颇有影响力的孙中山联系,探求合作的可能性,但都被孙谢绝。直到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变,希望得到外界帮助的孙中山这才同意与苏共代表联系,而且他也抱有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赤化中国,尽量把相信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吸引到国民党的队伍来的想法。因此在苏联“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保证后,他同意“容共”,注意是“容共”而不是“联共”。
孙中山还在1923年11月正式对外公布的“孙文越飞上海宣言”中说得十分清楚,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不得在外蒙古驻军,而这是“容共”的条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因此,所谓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是中共的自说自话。毕竟合作需要双方平等的地位。
至于中共宣传的称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更是在篡改扭曲历史,对此,国父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曾一再公开批评。她表示,国父或许有“容共”倾向,但没有联俄联共的具体文字和政策,中共的说法根本是造假的。
另据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的考证,孙中山至死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即“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苏共顾问鲍罗廷为中共编造出来的所谓“新三民主义”。
在获得孙中山“容共”的默许后,苏共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一方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欺骗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与此同时,苏共和中共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本人。
最初,中共还没有意识到苏共让其加入国民党的实质意义。在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7人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具体形式问题。起初,大多数中央委员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提议。在马林的解释下,多数人听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并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对此,洗脑纪录片含糊带过,根本不提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林的作用。
随后在1935年5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给中共送来“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至此,服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参加中国国民党的目的。于是,中共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加入了国民党。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秉承苏联主子“借壳发展”的旨意,在加入后,利用已有一定实力的国民党发展壮大自己。他们不顾孙中山的警告,在国民党内大肆宣传共产主义,违背国民党的命令,在国民党内挑拨是非,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不仅如此,中共党员还窃取了国民党内组织、宣传等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甚至还意图夺取军权。
这显然与孙中山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前提条件,即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是相违背的。而对于这样的中共党员,孙中山“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凭借两次东征胜利统一了两广,成为国民革命军的英雄,与汪精卫、胡汉民并列国民党领袖。身兼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当时倾向于苏俄与中共,而蒋介石则是国民党内部反苏俄和反共的代表。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共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完全实现。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经无人问津。同样,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也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
对共产党有着清晰认识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后,为保护国民党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权力的扩张,于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夺回了部分权力。蒋介石开始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等职。此后,蒋介石开始着力北伐,并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了上海和南京,由中共策划的攻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并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南京事件”,迫使蒋介石开始“清党”,通缉毛泽东等人,大批中共党员和激进份子被捕,三百多人被处死。这就是被中共历史书中所称的“反革命政变”,而在中共洗脑片中这些前因后果消失的无影无踪。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它标志着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分裂。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看到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密令《五月指示》后,也开始了“分共”。
《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支由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后才明白,中共加入国民党正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因此才由拥共180度转为反共,但他主张采用和平方式,即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百年洗脑片为何对此密令装聋作哑呢?
按照中共洗脑片第九集的说法,此时的中共是命悬一线。然而,中共回应汪精卫善意的却是南昌武装暴动。这迫使汪精卫公开向社会认错,并在8月8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将跨党及任职的中共党员一并开除党籍并免职,还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此后,武汉与南京两个政府合并。
对于命悬一线的中共如何发动武装暴动,如何绝处逢生,中共洗脑片如何颠倒黑白,笔者将在下一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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