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将近七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廿世纪是最值得历史学家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一翻的一个世纪。 这是一个各种思潮、思想风起云涌的世纪；这是一个各式各样的革命此起彼伏的世纪，这是一个各种大、小战乱频乃（其中包括两次在规模上和给人类造成的破坏和伤亡上都堪称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的世纪；这是一个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飞速发展的世纪（这一个世纪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超过了人类社会在此之前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总和的数百乃至数千倍）；这是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给人类的思想、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无法逆料的巨大变化的世纪；这是一个由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方式、生产能力的高速而巨大的发展给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时又把人类带进由环保灾难和可能发生可怕的核大战、核泄漏而使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的世纪；这是一个给人类带来无穷苦难的乱世枭雄和引导人类走向和平、民主、繁荣昌盛的历史伟人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纪。前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这些给世界和本国人民精神上、肉体上、生活上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的独裁暴君（本文暂不谈这些人渣）。

后者如独具远见卓识的丘吉尔，他在给廿世纪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场政治运动：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极权政权和上世纪廿年代末德国希特勒领导的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之初，便以其敏锐、深邃的政治眼光准确地预见到这两场政治运动（或称之为“革命”）将给全世界带来无穷无尽的巨大灾难。是他在苏联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便向英国议会也是向全世界大声疾呼：“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是他在上世纪卅十年代初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初又向英国议会和全世界大声疾呼：“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将给全世界带来战争和灾难”。极力反对张伯伦（英国首相）和达拉第（法国总理）对纳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主张英、法联合对纳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幸被他言中；是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上台以他的睿智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领导英国人民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把世界从德、意、日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拯救出来。

美国的罗斯福也是后者之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危机期间的一九三二年当选美国总统，上台后立即实施一系列的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世人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在全国大力开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兴修铁路、公路、高速公路、水坝…等），以带动美国的钢铁、运输、建材、汽车、采矿、冶金、化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迅速带领美国走出世界最大经济危机的阴影，使美国迅速走向复兴和高速发展的道路，为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后，他预见到德、章、日法西斯危害的不仅仅是欧洲、亚洲、非洲而是全世界，就连远隔大西洋、太平洋的美国和美洲都不能幸免。他以极其巧妙的手法，引导美国人民摆脱“孤立主义”的束缚，领导美国人民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美国举世无双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技术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后者”之中的戈尔巴乔夫则堪称廿世纪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伟大政治家。他是一位以他的智慧、远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的政治家。是他给苏联那块共产极权统治下的“冻土”，带来了一阵强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温暖春风；是他在苏联这个灾难深重的、僵化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极权社会掀起了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自由化的改革浪潮；是他结束了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华约”和“北约”）的核对峙局面，把人类从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下解放出来；是他结束了华沙条约组织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和干涉并将该组织解散；是他粉碎了共产集团的“铁幕”，把东欧和苏联人民从“铁幕”的笼罩之下解放出来；是他的理智政策促成了作为“铁幕”象征的柏林墙的倒塌、是他促进了东、西德的和平统一；是他促进了东欧各国摆脱僵化、阴暗的共产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进程；是他把马克思制造出来的在苏联、东欧广袤的大地上徘徊了数十年之久的共产极权主义的“幽灵”送进了坟墓；是他亲手解散了给苏联、东欧各国、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蒙古、古巴各国人民带来无穷苦难的苏联共产党；是他促成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的道路；是他在苏联奠定了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基础；是他首次在苏联实现了真正民主、自由的选举。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实施了上述惠泽前苏联各国、东欧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和措施，更在于他这样做所需要的政治勇气和无私精神，以戈尔巴乔夫的智力和政治智慧、经验，他是完全可以预料到，他这样做，将给他的政治前途及个人、家庭的安危、他的名誉、地位带来多么巨大的风险，但他为了苏联、东欧各国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能置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和安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奋勇前进，作出了上述那些足可彪柄史册的改变了廿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壮举。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出生于前苏联南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经历了由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苏联农村带来的苦难、饥荒、死亡和镇压；接着又经历了苏德战争带来的苦难。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苏联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所经历的苦难，激发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和改善底层民众生活、减轻他们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950年，戈尔巴乔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然而由于苏共当局对真像的隐瞒、欺骗、宣传、灌输和洗脑，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许多苏联人一样，对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屈辱的根源并没有什么认识。当1953年5月3日，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巨大灾难的独裁暴君斯大林撒手人寰时，戈尔巴乔夫与其他许多被苏共当局蒙骗的苏联人一样深感悲伤，就连后来苏联民主、自由的杰出斗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苏联氢弹之父、卓越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在斯大林去世时写给友人的信中都这样写到：“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斯大林）的仁爱……”。共产极权统治的愚民政策和对真相的隐瞒、对历史的歪曲、对人思想的控制灌输达到了何种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萨哈诺夫、戈尔巴乔夫这样优秀的人物也被苏共当局搞得不明真像盲目顺从。

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先后上台执掌政权，放松了对各方面的控制，使苏联进入了所谓“解冻”时期，使戈尔巴乔夫在大学的后期，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所了解，对暴露出来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体制的阴暗面有所了解。

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故乡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在这里的工作使他对苏共极权政权官僚体制的弊端有了切身的了解，到1956年苏共廿大赫鲁晓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向下面传达之后，在苏联这个一潭死水的封闭社会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大大加深了戈尔巴乔夫对现存体制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的认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政治、社会真相了解的深入，使戈尔巴乔夫逐渐认识到，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不在于某人或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在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说赫鲁晓夫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启蒙人，而且也是整个苏联、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思想的启蒙人。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尽管如此，当他推行的改革触及到官僚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便联合起来把赫鲁晓夫拉下了台。

赫鲁晓夫所开创的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在苏共廿大的秘密报告上对斯大林在苏联所犯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他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平反、恢复名誉（尽管还不彻底）及他所推行的改革像一阵强烈的飓风，吹开了十月革命以来笼罩在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苏共及苏联极权统治社会上五彩缤纷的迷雾，将它们真实的丑恶面貌暴露在苏联、东欧各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清了共产极权统治的黑暗与反动本质，促进了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社会精英的觉醒，使他们看清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戈尔巴乔夫在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在低层、中层官僚阶层及后来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工作的经历，以及赫鲁晓夫的改革以自己的下台而告终的事实，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社会存在的所有弊端和罪恶都源自苏共的独裁和极权体制。如不从根本上抛弃这种扼杀人性、扼杀人的尊严、扼杀人的创造精神并给民众带来无穷尽灾难的共产极权体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赫鲁晓夫被苏共官僚集团拉下马之后，接替他的是勃列日列夫（1964.10—1982.11）他不仅中止了赫鲁晓夫开创的改革历程，反而倒行逆施，对内、对外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路线”。刚刚开始“解冻”的苏维埃大地再次进入冰封雪飞的严酷冬季，勃列日涅夫在国内全面恢复旧的官僚极权体系运行机制；加强对民众思想、言论、行动的控制、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对持不同政见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将他们关进监狱、劳改营，有的送进疯人院，对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不同政见者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便逐出国门，对萨哈罗夫这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本应逐出国门，但由于他曾领导苏联氢弹的研制，掌握大量有关苏联核武器的机密，为防止泄密只好把他投入监狱。

对外扩张共产主义体系在越南、柬埔寨扩张共产主义与美国及当地政府进行战争；武装侵略干涉阿富汗，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在中东扩展势力范围；不惜牺牲苏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美国在全世界争夺霸权；并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使全世界笼罩在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之下。与中共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进行了无休止毫无意义的论战。在1968年出动数十万“华约”武装部队，用飞机、坦克、大炮、机枪无情地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的的运动（被世人称之为：“布拉格之春”），将东欧各国刚兴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的浪潮无情地扼杀于方兴未艾之时，致使东欧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迟了廿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为实现其改革苏联的共产极权体制的理想，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并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坚守自己道德底线的前题之下，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苏联官场，以不断取得晋升的机会，以备一旦登上权力顶峰便可实现对苏联共产极权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最终戈尔巴乔夫如愿以偿，历史赋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重任和机会。

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个短暂的时代后，戈尔巴乔夫在经历了一番复杂的权力斗争之后，终于在克格勃首脑切布里科夫、军方（这两方面的支持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外交首脑葛罗米柯、政治局重要委员谢尔比茨基和大多数区、州委第一书记、地方中央委员的支持之下终于击败以吉洪诺夫、格里森为首的保守派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使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实施其改革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所必需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进行由上至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待续）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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