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十七集《西安事变》中，中共撒下的又一个弥天大谎被抓包，那就是中共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实真是如此吗？

让我们先走入历史的隧道。1936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军事政变，将到此敦促“剿共”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劫持扣留，导致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中共洗脑片中称其为“西安事变”，张、杨发动的是“兵谏”？

为何要发生武装政变？洗脑片断章取义地引用张学良之语是因为“反对内战”，但根据逐渐披露的历史真相和《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军事叛变绝不是中共所言的那样单纯因为张学良爱国和想抗战，而是中共幕后策划、推动的结果。鲜为人知的是，两个主角中张学良是中共秘密党员，杨虎城的妻子和几个属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杨因此非常亲共。

原来，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下，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亡，最终选择北上，但目的并不是抗日，而是为了与苏联靠的近些。跌跌撞撞逃到陕北落脚后，中共接到了面临着东西方战争威胁的苏联的命令，即要其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不过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于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国民政府为了防范逃亡西北的中共继续作乱，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中共为了瓦解国民党的剿共计划，采取多种方式如派中共党员向东北军、西北军渗透、宣传，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包括张学良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

对此，在《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中，张学良曾讲了一句：“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另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据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披露，在西安军事政变前，中共、张学良、杨虎城三方已商议要组建一个西北国防政府，目的是联合苏联，推倒南京国民政府，然后抗日。更令人震惊的是，“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这不是叛乱又是什么？

此外，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军事政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那么，张、杨发生政变前中共是否知道呢？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回忆，在西安军事政变的前一天，中共机要科收到张、杨发来的一封密电。电文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等人琢磨了半天也没搞懂电报内容。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毛看完电文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共领导人看。第二天，就传来了张、杨武装挟持蒋介石的消息。叶子龙这才明白“好事”是什么意思。

而在西安叛变发生当天，毛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显然，从张、杨政变前发给中共电报、毛的反应以及毛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看，双方在事前存在勾结确凿无疑。而洗脑片中却否认中共事先知晓政变发生，还披露了政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周请教“高见”的电报译稿。然而从电报稿的语气和内容，却暗示中共和张学良此前必定有所往来和约定，如张希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没有之前的勾兑，张学良能提出如此要求？

出乎张、杨和中共意料的是，西安军事政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曾经态度暧昧的各地方势力也一致讨伐张、杨，而苏联的斯大林更是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这让想坐收渔翁之利的中共很无奈，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而绝非如洗脑片中说的是中共“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抛却一党之利，制定和平解决方针”。

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还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周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西安军事政变得以和平解决。中共也因此取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并利用国民党抗战的机会，得以坐大。

洗脑片也承认，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蒋介石扣留。显然，这与此前张学良给毛、周发电报是两种态度。这是因为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自然也没打算知会说话不算话的中共。

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为，张学良曾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认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十分后悔。晚年虔信基督教的他还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西安军事叛变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共获得了喘息时间，并逐渐扩大，并终于在抗战胜利后，窃取了政权，为祸中国大陆。此外，西安军事叛变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

至于被中共利用的张学良，在晚年不管中共如何邀请，始终拒绝回大陆，这应与他看穿中共有关。

而鬼迷心窍，一再纵容中共发展的杨虎城，也意识到了中共的卑劣，他曾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最终，杨虎城及其妻儿被囚12年，在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后，在重庆被杀，这也是其自食恶果。

毫无疑问，被中共宣扬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张学良、杨虎城是真正的千古罪人！

最后还需要廓清洗脑片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个谎言，即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东北军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抵抗就退入山海关内。但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九一八”日军进攻东北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不抵抗命令确实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解释了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一是“判断失误”，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很大，以为是小打小闹；二是不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精神素质上，认为东北军都打不过日军。如果，打输了还得割地、赔款，麻烦很多。

中共刻意让蒋介石替张学良背几十年黑锅，目的显然是要将其刻画成不抵抗日军侵略的不堪形象，从而凸显中共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但谎言永远是谎言，一旦揭开，中共画皮下邪恶的面目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4/n12903066.htm?utm_source=d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