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中共配合苏联肢解中国（下）

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最近在《众新闻》发表系列文章，就中共建党百年，分析这个党的本质，现转载如下。

上文我们看了中共是如何主动配合苏联策动蒙古独立，本文我们将看看它的存在如何被苏联利用来勒索中国。

二、中共甘心充当苏联的筹码来向中国勒索

由于中共在苏联支持下坐大，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将近半壁河山，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承诺不再支持中共，唯有接受苏联的条件允许外蒙古独立。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违背了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但米已成炊，外蒙古已经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甘心充当苏联的“人质”来迫使中央政府就范。

众所周知，外蒙古被割裂出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英、俄达成秘密协议的结果。当时美英两国为早日结束战事，要求苏联出兵在中国东北打击日本，遂背着中国，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达秘密协议”。

根据陈鉴波着《中华民国春秋》，1945年2月11日三国领袖在雅尔达签署《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全文[注1] 如下：

三强领袖——苏俄、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获致协议，在德国投降后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之二或三个月内，在下列条件下，苏俄应即参与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零四年之后，而被攫夺之俄国原享权益应予恢复，其中包括：

1. 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将交与苏俄。

2. 大连商业港，列为国际港，苏俄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护。苏俄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

3. 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将由中国及苏俄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三国同意，苏俄之特别权益，应予保障。中国继续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

三、千岛群岛将割让交苏俄。

三国并确认对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铁路之各项协议，须征求蒋介石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将设法获取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获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俄上项之要求，将毫无疑议地得以达成。

很明显，这个秘密协议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的。在美、英、苏三方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唯有在这个秘密协议的基础上，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过程，在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第一卷（1945.1-1949.2）》[注2] ，有详细的记载，主要是以下解密文件：

1945年7月2日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 p.49-58

1945年7月9日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 p.61-67

1945年7月10日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 p. 68

1945年8月30日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 p. 71-73

1945年9月6日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 p. 77-79

1945年9月7日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 p. 79-81

1945年12月29日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 p. 96-99

1945年12月30日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p. 99-109

这些文件显示，中国政府是极端无奈地答应苏联的要求，答应外蒙古独立。条件是苏联不能够再支持中共及中共参与制造的新疆动乱（指苏联策动新疆独立，要求中共配合，此即中共所称的“三区革命”）。而为了迫使苏联履行不再侵犯中国主权、不再支持中共等承诺，中国政府当时曾经要求苏联提供书面保证。从解密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1945年7月10日，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函件内容如下：

责成胡世泽先生转交A.A. 彼得罗夫，1945年7月10日

根据蒋介石大元帅在给宋子文先生所发电报中提出的三点意见，我们希望苏方就该三点意见向我方提供相关书面保证。该三点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二、中国共产党；
三、新疆。

文件送交：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一手制造的在中国的动乱，此刻变成它胁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筹码，三大筹码之一就是中共。

虽然解密档案详细记载了苏联胁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文献，但直接阅读文献比较难以理解前因后果，为了方便读者，笔者在此引述专家的叙述，使读者对上述文件有更清晰的解读。

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苏联要求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过程，边疆历史家冯建勇[注3] 《冷战序幕下的地缘政治图景与民族自决实践——1945 年外蒙古独立问题研究》一文有详细的分析[注4] ，笔者在此引述其主要段落供读者参考。

一、1945年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在雅尔达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至此，蒋氏清楚知道，斯大林（港译：史太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了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具体内容如下：“（1）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2）俄国旧有权利于 1904 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二、美国方面还建议蒋介石尽快与苏联交涉，国民政府在得知雅尔达秘密协定内容的同一天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修改协定的三点建议。然而，因为美国急于让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苏联又表示能否出兵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接受雅尔达会议上所作的建议，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意见。面对苏方的前述要求，以及美方的对华立场，蒋介石在日记中难掩伤感之情，记曰：“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达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15日。

三、彼时，国民政府内部已经认识到，美国政府同意雅尔达秘密协定的目的即是为了换取苏联参战，因此之故，中国显然已经无法拒绝雅尔达秘密协定；形势发展至此，惟有利用与苏谈判之机，一并解决中共与东北、新疆问题，换取国内真正统一，这样中国认可雅尔达秘密协定也犹有可说，不算吃亏。正是基于此种考量，经过多日的讨论与权衡后，蒋介石最终确定了对苏交涉的以下七个要点：

甲、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区之范围；乙、只要行政权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丙、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丁、新疆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新疆经济乃可与俄国完全合作；戊、东北铁路，俄国运兵必须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己、必须将帝俄时代所订已过时期之条约（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扫除，而根据十三年北京新约，协商新约；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4日。根据上述蒋介石拟定对苏交涉要点可知，其时，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打算做些许让步。

四，在蒋经国的交涉下，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于 1945 年 6 月 12 日拜会蒋介石，告知《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维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之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虽然彼得洛夫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斯福商定为由，希望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五、此时斯大林提出了三点理由为和外蒙古必须独立：（1）关于外蒙古问题，其主旨在于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历史表明，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目前虽然日本即使表面上看来已经认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仍然会重复自己的军国主义，“事实上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外蒙古不过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只是由于它所占据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对苏联具有了重大意义。”（2）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中国的利益着想，因为如果苏联强大，中国也就会强大起来，这对中国有利。（3）站在蒙古人的立场来说，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见《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56页）。

六、7月6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授予其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基本原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由此电文可知，至少在这一刻，蒋介石对待外蒙古独立问题的态度依然持模棱两可之间，一方面强调外蒙古与东三省领土同样重要，关系中国前途；另一方面则又表示当国内统一之时，乃可以扶助民族独立为原则，承认外蒙古独立。然则在该指示备忘录中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此时他的真实心态，即“斯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 593页）。正是基于上述诸种考虑，蒋介石7月7日的电文向宋子文道出了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的明确态度，即“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见秦孝仪总编辑：《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第5卷下册，1945年7月7日，第748页）

七、中国政府有意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联做出让步，国民政府接下来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则是，如何通过这样一个让步从苏联方面获得必要的补偿。在这次会谈中，宋子文向斯大林宣读了蒋介石的三点建议：（1）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2）苏联政府联手整肃新疆的无秩序状态，以恢复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至于阿尔泰山脉隶属于新疆，理应成为新疆省的一部分；（3）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个别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军事和行政无法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和领导，苏联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电文中还提出：“鉴于外蒙古已经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整个世界长远福祉的角度出发，在日本被打败和上述三点建议得到苏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准备给予蒙古独立。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何冲突，该行动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斯大林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全民公决”一说嗤之以鼻，直指心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可不会对中国有利”。宋子文明确指出，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不是为了试图改变什么，只求为国民政府寻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承受的压力，并对中国普通民众有个交代。见《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第一卷，第56页）。

从上引数段落可以看出，蒋介石之所以无奈地接受苏联的要求允许外蒙古分离出去，纯粹是为了换取苏联不再支持中共对中国的凌迟、撤出东北、以及不再在新疆闹事（而新疆闹事背后也有中共的支持）。所以在苏联强硬分割外蒙古这件事中，中共实际上是被苏联拿来作为威胁中国政府的一个筹码，一个勒索中国政府的利器。

《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署后，斯大林曾经洋洋自得地描绘了苏联边界从西到东向外扩大的情况。对于东部边界，他说[注5] ：“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啊！将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接着他用烟斗沿着中国划了条线说：“就连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当时中央政府被苏联所迫用来确认“雅尔达协议”割裂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项无可奈何的协议。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对之采取欢迎的态度。但是中共却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1945年8月27日，中共喉舌《新华日报》以 〈加强中苏友好巩固远东和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 的大字标题报导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副标题是 〈共同抵抗侵略军事相互合作防止日寇再起战后经济互助〉 ，同日发表社论《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社论说：

“中国人民，求着这样一个条约的缔结，心情实在是太急迫，期待的时日实在是太长久了！这个符合中苏两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条约，解决了中苏两国间的许多悬案，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奠定了远东的和平基石，粉碎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法西斯余孽的反苏反共阴谋。”

看，在这件事上，中共以苏联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违背了每一个真正爱国者应有的立场。

注释：

1) 见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第840页，台湾三民书局1987 年版苏俄表示乐意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协定，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压迫下求解放。

2) 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第一卷（1945.1-1949.2）》，中国出版集团 2014。

3) 冯建勇是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疆域史。

4) 该文载《新视角》总第 83 期（2018 年 8 月），第 121-138 页。

5) 见薛衔天《1945-1949年的中苏关系》，载《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 p.1-18。该文是作为该资料汇编的导读文章。

作者授权，转自《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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