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共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说中共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为人民幸福不懈努力，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可是，如果我们翻开中共的真实历史，就会发现中共百年历史其实是祸害人民史、破坏传统史、罪恶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史海浩瀚，我们只能从中摘取片段，一窥中共的真实面目。

决议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浴血奋斗，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共领导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中共是怎么“探索”的；是谁付出了巨大牺牲；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还是中共踩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站起来了；中共所说的变革是怎么通过一次次整人运动实现的，创造了怎样的“成就”。

杀人放火、抢劫勒索，以革命的名义中共是以暴力起家的，也就是它自己所说的革命斗争。1927年国共分裂后，根据共产国际夺取土地、建立工农武装的指示，中共发动了多次暴动。“打土豪、分田地”，以革命的名义抢劫、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李慎之提到，秋收起义后，红军在湘南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政策。其暴力血腥溢于言表。

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打土豪，分财物，牵牛杀猪……逮捕地主豪绅，滥用刑法，强迫罚欺……任意杀人，到处放火……他们那种报仇泄愤的疯狂残酷的行为，无法抑制。”龚楚曾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

对此，中共毫不讳言。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陈毅颇为得意地说，“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钱都出在土豪身上”，筹款的秘诀是勒索商户、豪绅、估房勒款、挖墙掘地、奖励告密。

内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戮并不止于“敌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更加残酷无情。

1929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初步形成，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独断专权、排除异己、玩弄权术，引起地方党和红军的不满，双方矛盾分歧日益尖锐。毛泽东利用“肃AB团”的名义打杀异己，从此开了以运动方式杀人的先河。

不到一个月，毛的嫡系红一方面军4万人就杀掉4400余人，与毛意见相左的、牢骚不满的、反对过毛的、地富或知识分子出生的人都在其列。四军7000多人杀了一千三四百人。赣西南3万多中共党员中，1000多被打成“AB团”杀掉。由此逼出的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被镇压，事变领导人全部被处决，所在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大部分被杀。

毛泽东打“AB团”的经验被中共中央推广到各苏区，源于苏联的肃反被中共移植到了中国。

1931年，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徐向前在《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回忆，张国焘“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在前方打仗，为了搞他的材料，“组织”上将徐的妻子抓起来虐杀了。4年后，徐向前到了延安才知道老婆被“组织”杀了。

夏曦在湘鄂西肃反滥杀无数，贺龙说夏曦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仅第一次肃反就杀了1万多。4次肃反下来，加上战争伤亡，3万多红军只剩3000余人，枪比人多，没人敢当官，怕被肃掉了。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离休后负责编撰中共组织史资料，他说：“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

师从苏俄，运动式杀人

苏俄从建政起就开始了各种杀人运动，肃反、土改等等，这些都被中共学到了手，并且“发扬光大”。这就是决议所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1950年，在“抗美援朝”锣鼓掩盖下，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机会，千载难逢。“镇反运动”按毛泽东“千分之一”的指示比例一批批杀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262万人；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超额完成了任务。

镇反中约500万国民党将士（包括辛亥革命元老、抗日将领、“起义”官兵）和国民政府人员被镇压，一批批被枪毙，这些人很多是民国社会的精英。

和“抗美援朝”“镇反”并称为三大运动的还有“土改”。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中共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土改运动中，中共挑动农村的痞子、赤贫户斗地主、杀地主，沾上地主的血，人为导演、制造恐怖气氛，挟持更广大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跟着共产党走。

土改中的杀人权是下放到区一级的。区长、书记、工作组组长、贫农会成员可以随意掌握地主、富农的生杀大权，也可以决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1947年半年，光是根据地就打杀地主25万。

1949年中共建政后，本可以通过立法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此时的中共对暴力土改的手法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当时广东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国内学者研究中共建政后土改使200万到300万人丧生。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实际上的数字更多。

杀人还要诛心

杀人并不是中共唯一的目的，杀人是为了制造极度的恐怖，使人人臣服于中共的淫威，下一步就是诛心——破坏传统、文化、道德。

地主、乡绅一向是农村的精英。私塾、秀才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祠堂、族规、乡约，乡绅自治稳定着千百年来的中国乡村。传统与文化通过地主、乡绅这个载体在农村有序流传。然而，中共的血腥土改不但打破了乡村稳定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还彻底摧毁了农村的传统、道德、文化。一场土改下来，有些地方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写会算的人，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暴民，暴戾、仇恨、贪婪充斥乡里。

土改给广大农村带来无尽灾难，却给中共带来无限的好处——暴力立威，劫掠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政权。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了土地革命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鼓吹土地改革的伟大：“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却绝口不提农民分得土地不久，就被中共以合作社、人民公社名义收走，中共成了最大的地主，“翻身主人”却成了中共的农奴。时至今日，农村依然是中国最贫穷、最落后、最愚昧的地方。

知识分子和乡绅一样承传着传统、文化，中共自建政以来就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几次运动下来，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被吓得不敢说话了。毛泽东反右，先是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再用所谓的“阴谋阳谋”“引蛇出洞”，将引出来的知识分子彻底打倒。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一切，批斗凌辱、劳改坐牢、刑讯逼供、强迫认罪、自污互污、累死饿死、打死打残、被逼自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贱民”，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难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惨命运。55万多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时仅剩10万余人。

从此，传统社会精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文人”被打断了脊梁，只能食中共嗟来之食。后人与传统文化的纽带被拦腰斩断。知书达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淫威下战战兢兢，不敢再说一个不字。

至今，中共也未承认“反右”错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扩大化”。

文革，则是对以往所有运动的“集大成”，所有“漏网之鱼”都在这一次运动中被彻彻底底消灭干净。如果说以前的一次次运动是一步步消灭传统文化的话，那么，这一次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了。何为“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就是从精神、物质所有方面消灭传统、文化。

无数珍贵文物、传世典籍、字画被焚毁，数量超过八国联军抢走文物的千百万倍；无数古建、寺庙被捣毁；孔庙、孔墓被砸，连华夏祖先炎帝陵墓也被平毁……

“党文化”中长大的一代，已经完全没有了传统文化、神佛信仰，只知道“战天斗地”“红色恐怖万岁！”却不畏天命、不知仁义、不懂孝悌。“四类分子”可以随意杀戮，连几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斩草除根；学生可以把老师活活打死，何来师道尊严；儿女可以揭发父母，和父母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关系，还要加以批斗，哪有父慈子孝；苟延残喘的“右派”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才是“英雄”，怎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毛泽东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其中之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把文革当“丰功伟绩”来对待的，要留给后人。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就连中共自己也搞不清楚了。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精确数字是不可能知道的……死的人太多了。”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268万人，整了1亿多人。大量中共领导人被打倒；大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被迫害致死、自杀；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无人知晓的普通百姓。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带来的十年浩劫，使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经济彻底崩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其罪恶罄竹难书，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不是中国人民“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中共特别“善于破坏”世界。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过的中共元老、高层，强烈要求“清算毛泽东”，但是彻底清算毛泽东将拔出萝卜带出泥，危及中共执政根基，所以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的责任推给了江青和林彪，对毛泽东则是“三七开”，保护“毛泽东这个旗帜”，以继续维持中共的专制统治。

诛心的后果

毛泽东曾很得意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反右，“大跃进”就不会那么容易发动起来。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荒唐到了水稻亩产可以达到十几万斤的地步。这个连今天的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在当时却是从上到下“举国欢腾”“赶英超美”，没人敢质疑，只有稍微提出温和意见的彭德怀还被打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

“高产量”带来高征收，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强征走了；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了，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来年就只能饿肚子了。大饥荒严重期间，中共非但不开仓救人，反而大量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购买军事、工业设备，研制核武器。

1961年底，时任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对大饥荒饿死人数进行过调查。后来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作报告说，当时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统计说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掉。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询问他们销毁了没有。他们回复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和平时期饿死3000多万人，连一向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都怕上史书，但毛泽东不以为然，错误和成绩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中共所做的就是销毁证据和否认。1961年，毛泽东接待法国社会党领袖即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以此反驳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

至今，中共仍然不承认“三年大饥荒”，而是“三年自然灾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老天爷；“大跃进”也只不过是“探索性错误”；“粉碎了‘四人帮’”，中共依然“伟大、光荣、正确”。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伴随暴力的必然是谎言，中共的起家除了暴力就是谎言。

为了证实其政权的合法性，中共一直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逃亡，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行踪不定，最后落脚陕北，兵力只剩3万多人。这就是中共一直鼓吹的“长征”“北上抗日”。今天，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日军在东北，延安离沈阳1700多公里，红军连日军的影子都看不到，这抗的是哪门子日？

国共合作后，中共为了发展武装力量，战后夺取全国政权，严格规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个总体方针是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这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的。

毛泽东率领八路军、新四军扩充实力和地盘，抗战结束时，正规军发展到132万，民兵260余万，根据地人口近1亿，有了和蒋介石争夺天下的资本。

非但如此，毛泽东还和日军合作，“联日反蒋”。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协定。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如何夹击国民政府。毛泽东决定同日本情报机关合作，中共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接到具体执行的命令。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2016年出版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以大量罕见的史料披露，潘汉年向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提供国军情报，岩井每月付给潘2000港元。潘汉年还通过日军驻汪伪政府最高代表、陆军中将影佐与汪精卫见面，为“中共和日军之间秘密缔结停战协议”。此事成为1954年潘汉年被抓的导火索。潘最后惨死狱中，成为毛泽东勾结日军的替罪羊。

李锐在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也证实：毛泽东主张共军和日军夹击国民党军，毛说：“一些同志认为日军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了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否则变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好在历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证据——抗战期间，国军进行大型会战22次，大战役1117次，中小规模战斗38,931次；击毙日军将领126名，毙伤日军276万余人。牺牲高级将领206位；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而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一人。击毙日军将领3人。说来说去的只有平型关大捷，还有在党内多年受到批判的百团大战，认为过早暴露了中共的实力。 （待续）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21/n1338869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