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出席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事件，并将其描绘成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大爱”。然而，了解这段真实历史的人却说，那是一出能够让“说的人悲痛欲绝，听的人伤心落泪”的人间惨剧。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这“三千孤儿入内蒙”是发生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时期。而这三千名被内蒙牧民收养的孤儿，只是当时五万上海孤儿中的一部分。这上海怎么会有那么多孤儿呢？或许我们能从下面的故事中找到答案。

据《南方周末》报导，今年72岁的吕顺芳出生在无锡宜兴官林镇义庄村，1960年时，她才11岁，家里兄弟姐妹一共有四人。吕顺芳的父亲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工作，平常不回家。家里的生计，就靠母亲和奶奶两个人到公社干活，每人每天领取六两的稻谷。而六两的稻谷碾出米来，也就四两二钱。这哪里够一家六口人吃呢。

吕顺芳回忆，母亲每次做饭时，都用很小的碗盛米，加上一大锅水，再丢些野菜进去，熬成野菜糊糊，这就是全家的伙食。那时，吕顺芳的小妹只有两岁多，她哪里能懂当时的生活艰辛。碗里的野菜，她嚼不烂，也咽不下，于是总是被她挑出来扔掉。

看着因为营养不良，到两岁多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吕顺芳的母亲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丢弃小女儿。大饥荒期间，中共出于政治考量，力保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以那时人们纷纷传说，把孩子送到上海能吃饱饭。

当得知母亲要把妹妹送到上海去的时候，吕顺芳和弟弟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争着说：“把我们送掉吧，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吕顺芳还记得，当时她对母亲说：“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再跑回来！”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被送到上海意味着什么，会有怎样的命运，只是单纯地相信，去上海能吃饱饭。

4月的一天，吕顺芳的母亲带着小女儿出门了，她们先坐船去了常州，再转火车到了上海。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给小女儿买了个烧饼。看着开心地啃着烧饼的小女儿，母亲对她说：“你在这吃，我再去给你买一块。”就这样，母亲一个人回到了宜兴老家。

半个月后，吕顺芳的父亲回家，得知小女儿被送走后勃然大怒，母亲被骂进厨房痛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时，11岁的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朝鲜战争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

大饥荒时期，像吕顺芳家这样，为了生存不得不送走孩子的例子不计其数。曾在1960年前后，在无锡市福利院工作的陈素英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三千多名孤儿。而1960年初的情况更加严重——仅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收到的弃儿就有六千五百多名，9倍于1959年第四季度。

这些孤儿被统称为“上海孤儿”，前后总计五万，他们被送往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直到1964年大饥荒缓解才逐渐停息。在提到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时，中共总是将其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造成的，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在其揭秘三年大饥荒真相的著作《墓碑》中，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而且史料记载，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曾提出援助100万斤粮食，可是被毛泽东拒绝了。

因为中共认为接受援助就是承认有饥荒，那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仅拒绝援助，杨继绳指出，在中国大量民众饿死的同时，中共还大量出口粮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粮食净出口是415.55万吨，比1957年还增加了一倍以上，创造了当时粮食出口历史的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饥荒呢？

我们先去看看大饥荒的前一年1958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那一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中，中共搞起了“大跃进”，要“赶超英美”，并开始“全民大炼钢”（高炉炼制钢铁）。那时全国各行各业的民众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中，农民也不例外，结果大片农田无人照顾，庄稼无人采收，最后都烂在地里。

而到了粮食收割的时候，各地又争相响应中共政策，浮夸报告农作产量，人们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作物高产量的“卫星”谎言层出不穷。比如，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导称，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12万斤。河北徐水1957年亩产才138斤，然而，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县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却担保一年收成可达12亿斤，平均亩产2,000斤。

“放卫星”的恶果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中共开始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地搜刮，对农民捆、绑、吊、打、抓等，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交出来。

《文汇报》在报导《大跃进饿死百万河南人》中记载，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逼迫农民交粮的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4人。河南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到了1959年时，有人开始质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在挑战他的领导，不但不纠错，还更加一意孤行。

所以后来，历史学家说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人祸，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祸。那么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这是什么概念呢？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约等于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的2倍，是南京大屠杀的133倍。或许我们还可以做另一种类比。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研究统计，在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中，因饥荒饿死的人，估计总和为2,991.8万人。也就是说，这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总合。

如此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惊心啊！然而，更骇人的是，很多老百姓是被人为饿死的。

大家知道，自古遇到粮荒都要开仓放粮，到中共这儿就变了。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不是因为粮库没粮食，而是中共不开仓放粮。据中共粮食部资料显示，1959年11月全国粮食库存量887亿斤，即使1960年4月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有403亿斤库存粮，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也就是说，农民是守着粮库饿死的。

举一个例子，拥有800万人口的河南信阳有“豫南粮仓”之称。大饥荒发生时，信阳的国有粮库有11亿斤粮食，但是中共下令不准开仓赈灾。农民们因为之前把粮食都上交了，手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公社食堂也断粮停伙了，他们只能去吃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有一百多万人饿死。

农民为了活命开始逃荒。1959年初，中共指示各地制止农民外出逃荒，不准流入城市。一些地区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把外出逃荒的农民当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59年冬天，单信阳地区拦截收容46万人，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里。

当时，也有看到百姓饿死于心不忍而擅自开仓救灾的人，他们救活了百姓却遭到中共的严厉惩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就是一个例子。中共期刊《党史研究与教学》在2005年第5期和第6期曾记载，1959年时，张凯帆去安徽无为县调查饥荒情况。当时无为县已经饿死30万人了，于是张凯帆顶住压力，开仓放粮，救活了当地五十多万老百姓。

然而，毛泽东却狠批张凯帆，称其为“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结果，张凯帆受到51天的批斗，全家遭难，6个亲人惨死。后来官方统计：仅无为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计28,741人。

在这场世纪大饥荒中，中国多地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历史学家余习广从湖南醴陵县当地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到一张举世震惊的照片──大饥荒年代“父食子”照片，成为当时“人相食”的铁证。父亲刘家远站在墙边，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快饿死的儿子身上割下来的肉。

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显示，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人吃人事件。荷兰史学家冯克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学者宋永毅则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

在了解这些历史背景与真相后，当中共媒体将“三千孤儿入内蒙”事件，炒作成中共“爱民佳话”时，除了那些刻意装傻的人，谁还能为其拍手称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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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3/n132090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