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2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农民真是一场噩梦。曾经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推着小车给中共军队送粮食的中国农民以“打土豪”之名分得的土地，一步一步地被毛泽东强行推动的合作化运动强制地收回。当时，中国农民曾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抗争，但是无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私家军队。1958年，毛泽东将高级合作社升级为人民公社，政府与公社合一，农民劳动和生活军事化。农民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强行收归于人民公社，并一度强迫农民吃食堂。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丧失了对自己产品的经营权，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逐步沦落为共产党的雇农，再加上共产党的统购统销，生活陷入贫困，终于在1959年至1961年，被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的人身自由也随之丧失，被囚禁在公社里，成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农奴。

中国共产党则成为中国真正的大地主，毛泽东成为中国的土皇帝。

公私合营

1955年末，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强制收回了农民的土地之后，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剥夺中国工商业者的资产。被扣以资产阶级帽子的中国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中国企业家阶层绝种了。

毛泽东垄断了大陆中国的政治权力之后，通过消灭了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地主和富农，消灭了工商业的经营者企业家，消灭了中国经济的所有经营者，垄断大陆中国的经济权力，然后，他又要垄断大陆中国的思想权力，于是，他便对中国知识分子下手了。

反右派运动

余英时在《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一文中指出：“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編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的现代致使几乎等于零。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在现代知识分子面前，毛泽东的内心是自卑的。因此，毛泽东在口头上污蔑知识分子。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其《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最为担心的是知识分子。因为，毛泽东知道知识分子大都有独立的人格，具有专业知识，不会轻易相信共产党的谎言。作为一个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与专制制度是对立。毛泽东相信，只要压服了中国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物的知识分子、教育界的教授、科技界科学家、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以及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就能够保住自己的独裁统治。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残酷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罗冰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坚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按照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依照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罗冰提供的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以上。

大跃进大灾难

无知的毛泽东盲目发动“大跃进”运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荒谬地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年内达到年产4，000万吨钢，在7年内超过英国，再过8年赶上美国。“大跃进”导致大灾难，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多达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在《墓碑》一书的前言中，杨继绳激愤地说：饿死36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苏联政府闻讯后曾经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国贼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欺骗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在饿孚遍野大灾荒年代，大陆各省、市为毛泽东大造别墅行宫,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还有国贼毛泽东下令修建韶山的“滴水洞”。

文化大革命

三年毛灾，使得毛泽东在党内外脸面丧尽。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窝里斗。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清除党内潜在挑战者刘少奇，建立绝对的个人独裁统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中，在毛泽东的纵容、鼓励、支持下，红卫兵以保卫毛主席名义，大肆进行抄家、打砸、强暴性侵、酷刑杀人。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对被当局所称的“黑五类”的人家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一举杀死325人，有22户家庭被杀绝。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国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受控于毛泽东。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这毛泽东活着，中国百姓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奸诈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百姓已经受够了他的折腾，不仅百姓盼着他快点死，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在盼着他快点死！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国贼毛一个人前所未有的对一个国家的全面的破坏罪恶。文革的灾难究竟有多大呢？凌志军、马立诚在他们的专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披露，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人民币。

上山下乡

由于学校停课，高考停摆，毛泽东创造了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的“奇迹”。1968年,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毛泽东欺骗青少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国共产党政府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下乡的孩子，国贼毛泽东让这些孩子在农村自生自灭，给中国人带来无奈的灾难，几千万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愚昧的毛泽东实施的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都市化的行动，也造成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土皇帝

毛泽东将中国拖进了灾难深渊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

“据《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书作者讲过毛的两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如果说这只是孤证，那么李锐曾说道，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孤证了”（杨伊文《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通过各种手段，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伟大的领袖及导师”、“大海航行的舵手”、“红太阳”等称谓集中出现。毛泽东被神化，拥有与政教合一国家的精神领袖一样的至上地位。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成了一个现代专制君王，他就是宪法，他就是权力。他所做出的任何论述、意见、指示，均为至高无上的《最高指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习和绝对遵守。在上课、开会、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检讨、写家信、写情书的时候，都引用《最高指示》中的内容。更有甚者，报纸、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茶盅脸盆、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内容，《最高指示》被当成了一种法令象征。

此外，“早请示，晚汇报”、“红车、马车、敬迎红宝书”、“跳忠字舞”、“敬迎芒果”、对毛泽东的书着“要天天读，雷打不动”、对新指示要通宵游行庆祝、打电话拿起话筒先要说“毛主席万岁”才能互相说话。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立刻就会通过“晚间新闻联播“迅速地传遍中国。不论白天、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立即就要敲锣打鼓地拥上街头，高呼毛万岁，高呼拥护最新指示。笔者年轻时，每当最高指示发布时，看到大街上一幕幕闹剧，心中便充满了对毛泽东的鄙视。

近日阅读《因为反对“忠”字化运动，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文得知，丁祖晓因为反对跳“忠”字舞、挂“忠”字匾的“忠”字化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岁。

1946年，丁祖晓出生于湖南省大庸县香岗公社（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文革中，她看到了家家挂“忠”字匾，村村树“忠”字牌（墙），人人跳“忠”字舞，她也看到了干部群众朝夕必做的“五个第一”（即“早请示，晚汇报”的五项仪式：立正敬礼、呼“万寿无疆”、呼“身体健康”、唱《东方红》、念语录），后来发展到在吃饭时，把饭菜盛齐摆上后，做了“五个第一”再吃。丁祖晓决定站出来，反对“忠”字化运动。

1969年4月21日，丁祖晓姐妹俩写了多张传单，又连夜贴到县城的繁华地段。

传单上这样写着：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打倒个人崇拜！……

丁氏姐妹被捕入狱不久，丁祖晓的同学、下乡知识青年李启顺（1947～1970年）和她的妹妹李启才，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行动去声援，并要求无罪释放丁祖晓、丁祖霞两姊妹。

1970年5月8日，在大庸县澧水河鹭鸶湾的沙滩上，丁祖晓被执行枪决，年仅24岁。

就在同一天，李启顺，在湘西的吉首被执行枪决，年仅23岁。

笔者读了此文后，热泪盈眶，已经深埋多年的对国贼毛泽东的鄙视，又被翻了出来。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初，中国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活动。人们高呼“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当晚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分被驱散，几百人被捕。事后，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这是毛泽东临死前的最后一次镇压中国民众。

不死不下台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眼睛半失明，身患多种疾病。1975年2月开始，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两腿时常疼痛。1976年，毛泽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自理、濒临死亡的人，不死不下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这样贪婪权力。

笔者至今记得，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毛泽东颇受打击，身体每况愈下。中国众多的百姓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众多党员一天一天地在期盼着，毛泽东快点死吧！

1976年,在中国百姓的诅咒中，毛泽东终于死了。这个国贼死后，中国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大面积贫困。新华社文章《数据可视化：中国减贫，为世界贡献了什么》里写到：“1981年，全球每100个贫困人口中有46个中国人”。当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做的这两件事情犯了两项重罪。一项是依靠国外势力苏联共产党，打败合法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一项是将中国人拖进了文革灾难深渊的反人类罪。

中国百姓终有一天，会把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的僵尸烧毁，不让他再污染中国人间！

毛泽东发疯

八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干部。谈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极为愤怒。他抨击吴芝圃反右起家，大跃进时，谎报高产“卫星”，三年“毛灾”时，河南是全国各省饿死人最多的省份。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中共的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毛灾”这个词。我以为听错了，就反问一句：“毛灾？”他回答说，歌里唱，毛泽东是个大救星，我看是个大灾星。毛泽东三次发疯，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这个毛灾星害苦了中国人。

毛泽东为何能够发疯？因为全中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所以，他才能够肆无忌惮，肆意发疯。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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