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1950～1952）
先让一部分农民沦为贱民
中共篡政后仅三个月，就开始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虽然名为土地改革，实际上涉及的不仅是地主富农的土地，除了要抢夺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财产，也要摧残或消灭他们的肉体、侮辱贬低他们的人格，甚至连子女都要受到株连。
在尚未完全控制中国的1948年时，毛泽东就定下了要揪斗的人数指标，为农民总人口的10％，后来虽然降为3％，但富农不在此限。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来算，约有1000至3000万人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其中不少人是普通农民，只因为对中共的政策有意见，就成为“坏分子”。
被扣上“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地位宛如以前的印度贱民，默默做着最粗重的活，有危险的工作首先派他们去做，被任意打骂也不敢吭声，被打死打残更无处申冤。贫下中农不满中共的做法时，他们就被诬陷为煽风点火的幕后黑手，例如一些贫农分了一个地主的地，若有人抱怨中共分的不公，这个地主可能就要倒楣了，被抢走土地后还要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下场是死是残，就看心情。
据冯客教授（Frank Diko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记载，约有二、三百万人仅因小过失就被折磨致死或草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会被吊起来毒打或绑起来扔进河里；就连发生一点琐事，都可能挨打致残，或被迫吃屎。
中共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农村的目的，在农村制造分裂与对立，利用一群人斗倒另一群人。从1950至1952年，在短短二年内，全国的地主阶级被消灭，原本维持农村秩序的力量如乡绅大户等也一并消失，中共的党组织完全掌控农村。被利用的贫下中农为其分到的土地财产欢欣雀跃，幻想着即将的好日子，却没料到，报应来得如此之快。
在土改中被批斗的地主被强迫下跪。（网络图片）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1958）
再将全部农民变成农奴
1953年韩战结束，中共损失惨重、无功而返。为了弥补参战导致的物资匮乏，并发展军工业以为下次战争做准备，中共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借口要保护小农，避免因富农和高利贷（这些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剥削而再度失去土地，号召农民拿土地和农作设备入股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简称“合作社”），如此就将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变相收回，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中共所有。
农民在合作社的农田里耕作，必须固定上下班，外出要请假，走访亲友不准留下吃饭。农地的收获不按投入资本的比例分配，也不按付出的努力分配，而是按照出工的人头分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有去打卡就有得吃”。如此当然有人只出席不工作、有人点名后偷溜去挣钱，以致于“农地里竟有四成没有苗”，共产下集体怠工的势头自此蓬勃展现。
农民的收入全靠田里的收成，且只能在岁末结完帐后才能分到谷子，而这些谷子不能随意买卖，也不能留下一部分自用，必须全部上缴，农民只能吃中共发还的返销粮。此外，农民缴谷所得的钱必须存在合作社里，要用钱还得社长批准。自此以后，中国农民失去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失去对耕种的自主权，也失去了自由意志，沦为任人宰割的农奴。
“大跃进”和大饥荒 （1958～1961）
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
中共高征粮的做法，立刻导致多个省分在1953年冬天出现严重的饥荒，但局部地区的饥荒灾情并没有让中共改变政策。1958年，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氛围下，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0年内爆发，此时加速发展，就可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超英赶美，然后解放全人类，因此中共立刻发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
中共又合并农村原来的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其大小约等于一个乡，在组织上则具有治安、税收、军管等功能，是一个类似集中营或监狱性质的集体农场。在这里，农民彻底失去人身自由和所有的财产、家庭被拆散、男女分营居住；所有人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到农田参加集体劳动。
妇女参加“人民公社”劳动。（网络图片）
在一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鼓动下，各种异想天开的农耕方式纷纷出笼，例如密植、少种高产多收等等，瞎搞的结果当然导致粮产大减，于是就用吹牛造假、虚报数字来补救。粮产大跃进式的翻倍暴增，从原本每亩平均正常产出三四百斤，一路攀升到亩产千斤、亩产万斤，最高的纪录是亩产12万斤。各地丰收的捷报一波比一波精彩，举国欢腾，陷入失去理智的狂热。
农民相信粮食万分充足，有的人民公社还举办“吃饭比赛”，于是众人都敞开肚皮大吃大喝。比赛办了一二次就停了，因为存粮在短时间内就被吃光了。根据1958年的历史资料显示，一些农村地区在三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就消耗了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供应六个月的粮食存量。
祸不单行的是，上报的粮产数据虽然严重脱离现实，却被中共假戏真做，成为调升征粮标准的依据，在原本已经高定额的征粮上，再叠加上不合常理的超高额度。而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庄稼因为胡搞一通而歉收减产，如何交出那些从来都不存在的份额？
但毛不相信，认为是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指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中共又发动一场所谓的“反瞒产”运动，用捆绑吊打、批斗甚至当场打死的残暴手段，逼农民交出“瞒产私分”的粮食。当时从县级党官一级一级的打下来，“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社员，就是在反瞒产运动被打死的。”一位大饥荒的幸存者回忆，“这个残酷性，不亚于土改斗地主”。
在合作社时期，中共定下的高征粮就已经造成多个省分出现严重饥荒，如今的漫天要价加上暴力征讨，如何不造成更大范围的灾难？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惨烈的饥荒，就这样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代中发生了。
历史上当一个地区因为天灾或战乱而出现饥荒，若官府开仓散粮赈灾也不够时，百姓可以离乡逃荒。中共不但不给饥民发放粮食，还禁止他们外出去自求生路。起初是通过1958年开始施行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的迁徙定为非法行为。当中共用法令也无法遏止饥民不断往外逃荒时，为“维护社会主义形象”，派出武装民兵把守各地方的路口要、和车站码头，抓到逃荒者后往往先暴打一顿，然后送回原籍，而被送回原地的下场往往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饿死。无处可逃的农民也曾揭竿而起，根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记载，从1958到1962年间，每年都有许多因饥荒而起的农民起义，只是此时的农民连可以揭的竿都被共产了，单凭血肉之躯，如何抵挡暴政的枪杆子？
中共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连种子都搜刮一空。没粮吃的农民开始吃树叶草根、啃树皮，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能吃的都吃没了，就吃白善泥（观音土）和黄泥巴。泥土吃了肚子会饱，但无法消化排泄，很多人就这么胀死了。有的人全身浮肿而死，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有的老弱病人因为没有劳动能力，干部不给吃而饿死；有的地区全村死绝，有的地区一村一村的消失。更骇人听闻的是，很多地区都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根据纪录片《毛泽东的大饥荒》揭露，光是中共公安部有文字纪录的案件就有数千起，至于没被记载下来的黑数有多少，任谁都不敢想像。
不过，农村的悲惨景象却不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样貌，这里还存在一个平行世界。1959至1961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但湖南省党官在1959年宴请中央领导，主菜是“鸡汤煨鱼翅”。1960年傅抱石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率领12个画家畅游三个月的“红色之旅”，沿途由各省接待，饮食观光娱乐住宿之规格，比照人大代表等级。而在饿死人的情况最为严重的1961年，基层干部还可以开小灶；在《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1日刊登了这样一段记述：“有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
若世人对这二个平行世界的反差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的作者冯客教授（Frank Dikotter）从甘肃省档案局发现的文件内容，更将令人脊背发凉。这份文件记录了1959年3月25日时，当毛听到因为饥荒不断有人饿死的报告后，他的反应是：“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毛说“最好饿死一半”这种话的言外之意，似乎还嫌死的不够多，要再死多一些，省下的粮食才能让其他人吃饱。这么说的意思，好像中国的粮产无法自给自足，为了保全一部分人才要牺牲另一部分人。但在1953年中共推行合作社之前，尤其在中共篡政之前，中国并没有出现稍具规模的饥荒；而历史记录也显示，当时的中国粮产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可供所有的中国人吃饱的粮食，全被中共搜刮来控制在手中，只要发放给人民，就不会有人饿死，为什么不惜看着人饿死，也要扣住粮食？
对此大哉问，官方的统计资料和解密档案提供了答案：出口卖钱还外债、无偿援助亚非拉。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58至196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粮食持续净出口，数字分别为：1958年266万吨、1959年416万吨、1960年265万吨。大饥荒出现在1958至1962年，在死亡率开始飙升的1959年，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竟然创下历史高（这个纪录直到1985才被超越）。
1964年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共欠苏联的14亿600万新卢布，几乎已经还清，只剩下1700万，要用贸易顺差来提前还清。此外他也表示，中共还拿出比偿还外债“还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支持反修”。
从中苏关系紧张后，中共的“大撒币”开始加大力度，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还为援外设立专责机构，大撒币的数额也从这一年暴增。被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越南、北韩、蒙古、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古巴等等。大撒币的内容除了金钱、整座工厂的机器设备连同原物料外，还有从农民那里抢来的粮食和各种食品，例如花生油、蜂蜜、鸡蛋、鸡鸭猪肉、水果蔬菜、香菇红枣、罐头啤酒等等。
根据中共外交部解密文件，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无偿赠送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支援阿尔巴尼亚1.5万吨小麦，连老挝（寮国）在1961年来信，要求的只是稻种，中共也大方送出15吨，而此时饥荒饿死人的情况仍在继续。阿尔巴尼亚的谈判代表希（Pupo Shyti）曾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中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来索要的，看到实际情况都会感到很惭愧，而中共面对自己治下人民的大量惨死却无动于衷，其邪恶程度连当今的恐怖分子都难望其项背。
1959至1961年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从来不敢如实公布。这段时期的人口统计被视为绝对机密，相关的数据被长期封锁。
在〈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位？〉一文中，披露了大饥荒时期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在上世纪80年代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1961年底，他和当时的粮食部长、统计部长三人，曾就三年大饥荒时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让各省填表来统计到底饿死多少人，结果是“几千万”。周恩来看过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赶紧销毁。一个礼拜后，周还不放心的打电话去问他们销毁了没，他们回答：“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海内外学者只好藉由各种资料对当时的死亡人数进行推估，数字虽有落差，但大多都相信至少在三四千万人以上。中共党媒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承认，在59至61的三年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约有4000万。《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作者杨继绳估算，1958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减少的出生人口为4000万人，二者共计7600万人。（作者撰写此书以纪念他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死的父亲。）
未完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3/n13374178.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