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动海内外的大事——上万民众为了同一件事,来到了中南海旁的国家信访局。当时,BBC、美联社等西方媒体都报导说,这是“六四”事件后中国人民最大的上访活动。 国际社会也称赞,事件开创了中共政府首次和民众和平对话、解决分歧的先河。
但几个月后,中共却开启喉舌宣传,把这件事构陷成“万人围攻中南海”,而且至今不敢让中国人了解真相。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件好事要被无端抹黑?又是谁下令撒下弥天大谎?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回1999年的那个春日。
四·二五事件起因:天津抓人打人
1999年4月25日一大早,北京城还没从晨光中醒来,很多人就已经朝着国家信访局的方向赶去。这些人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年老的、年少的,有平民百姓、也有达官显贵,还有来自公安、国安、军方等领域的要员。他们背景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法轮功学员。
在当时的中国,“法轮功”三个字还没被强加政治禁忌色彩;恰恰相反,这是个热门话题:大街小巷里都有人谈论他,报纸、电视上多是正面报导他。官方估计,到1999年初,中国大陆约有7千万至1亿人学炼法轮功。
然而,在风平浪静的表象之下,中共高层早就盯上了这个日益壮大的修炼群体——虽然《宪法》写着民众有信仰自由,但信奉无神论又独裁专制的中共,根本容不下这些。相反,或明或暗的打压行动早就开始了,也埋下了这次大上访的导火索。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只挑主要事件和朋友们说。
1996年7月24日,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
1997年和1998年,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党魁江泽民的授意下,两次指示公安部进行全国调查,想要网罗罪证,诬陷法轮功为×教。然而,各地公安调查后都上报说“尚未发现问题”。1998年,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中央常委乔石根据对法轮功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在同年底向江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但与此同时,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开始通过媒体攻击法轮功。这个何祚庥,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实是个钻营拍马和投机的科学痞子。他曾经专门写论文,用量子力学的发展,来论证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你说荒谬不荒谬?
就是这样一个人,再次拿捏到了江泽民的心思。1999年4月11日,他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诽谤诬陷法轮功。在媒体全被官方控制、无法公开辩诬的情况下,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向工作人员讲述法他们炼功后如何身心受益,并指出何祚庥文章的不实之处。
据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前资深媒体人赵若溪回忆,刚开始,教育学院编辑部态度很诚恳,表示愿意更正不实报导,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4月23日下午,教育学院的大喇叭突然开始广播,要求学员离开,不然“后果自负”。院里右侧二楼的一个窗子里,还有人在悄悄录像。当天傍晚,天津市公安局出动几百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有人流血受伤,45人被非法抓捕。
4月24日,法轮功学员到天津市政府要求放人,被告知:公安部已经介入了这个事件,要想解决问题,上北京去。这个说法也被前天津“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官员郝凤军证实。
2005年6月8日,郝凤军在澳洲接受采访时说,“教育学院就坐落在和平区,在我们分局管辖范围之内。……市政府出面接待了他们,说你们法轮功的事天津市管不了,要找你们就找北京去。”也就是说,先有天津非法抓捕事件,法轮功学员再根据天津官方的建议,去北京上访。
和平上访 警察“好心”带路?亲历天津事件的法轮功学员李慧说,当时,大家都非常相信政府,有的学员4月24号晚上就动身去北京了,有的是25号到北京。同时,“要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的消息,很快在天津、北京等地法轮功学员间传开,所以4月25日那天,国家信访局外来了一万多人。
这个人数多吗?我们按照当时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总人数来算一下,差不多一万个人中去了一个,不算多。但不考虑比例,单看“一万多人”,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么多人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从中共央视画面和现场照片来看,学员们安安静静地站在路边人行道上,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影响来往汽车和自行车的正常通行。负责维持治安的警察,丝毫看不出紧张感,而是没什么事可做,三三两两地站着抽烟、闲聊。那么,法轮功学员们站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前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法轮功学员须寅当天也去了。他回忆说,自己早上7点多赶到府右街北口。府右街在中南海的西墙外,与国务院信访办相邻。他刚到时,那里人还很少,警察已经布好了警戒线,不让行人进入府右街。
渐渐地,四面八方来的人越来越多。8点钟左右,须寅惊讶地看到,警察打开北口的警戒线,将学员引向中南海西门。事后他得知,警察同时把另一批学员从府右街的南口向北引领;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警察从府右街北口引向中南海北边的大街——文津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生、现居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丛大洋回忆说,“一开始大家是随意站的,但是都自觉地让出了盲道,过了一会儿,来了好些警察指挥我们站这儿、站那儿,我们很配合,让站哪儿就站哪儿。”
中共警察什么样、如何围追截堵上访民众,大家肯定多少有所耳闻。他们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好心”,要给法轮功学员领路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说。
天津学员获释 人群平静散去
先说当天上午8点多,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看见外面站了很多人。他向人群走过去,大声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有人回答说,“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朱镕基说,“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你们谁是代表?”现场学员纷纷举手。朱镕基点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石采东。
石采东2021年接受媒体专访时回忆说,他们跟着朱镕基进中南海后,向接见的官员提出三点诉求:(1)释放天津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2)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3)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到了下午,国务院负责人又找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一些学员去中南海,正式反映情况。他们提出的,也是这三点诉求。晚上9点左右,天津传来放人的消息;国务院还表示,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信访部门反映。听到这个结果后,一直静静等待的上万名学员,很快安静散去。
当时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法轮功学员谢卫国博士说,一名在场的女警察很感动,说从没见过表现这么好的上访人,在那待了十多个小时,走后地上干干净净的。
那时候,所有法轮功学员都以为事情圆满解决了。海外媒体也一片赞誉,既赞赏学员的和平理性,也赞赏政府的开明,并称这是中共建政后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对话,开中共历史之先河。
妒火中烧 江泽民设圈套
但是,这个局面却不是江泽民想要的。根据《江泽民其人》一书记载,4月25日当夜,江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决定全面镇压法轮功。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公开出版发行。
到7月19日,中共民政部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组织”以取缔。党媒《人民日报》8月13日刊文,诬蔑“四二五”上访是“围攻中南海”,到2001年1月7日又升级为“冲击中南海”。这时候,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才意识到,当时警察撤掉警戒线、给他们带路,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想引导他们形成“围攻”之势,为日后的抹黑造谣布局。
不过即使如此,现场照片仍显示,上访群众并没有聚集在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一侧,他们和那堵红色围墙隔街相望。况且,中南海的东面,以及正门所在的南面都没有人群。哪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所谓的“冲击”了。
根据法轮大法网站的介绍,法轮功教人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并传授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修炼者能不断提高精神境界、道德水平,获得健康身体。而且,法轮功的著作里明确指出,修炼者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
这样的功法,江泽民为什么欲除之而后快?在那封给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江提到了镇压的两个理由:一、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二、法轮功信仰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一致。其实还有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江的妒忌。
前北京公安局政保科长、二级警督钟桂春透露,江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不时说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么高风亮节,多么受亿万人尊敬。作为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独裁者,江泽民妒火中烧,所以执意要镇压法轮功。
《华盛顿邮报》也在1999年11月12日的报导中说,“根据中共内部消息,政治局并没有一致同意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主席独自决定要铲除法轮功。”“尤其是当他得知自己周围的人中有不少是法轮功修炼者以后,更决意要尽快铲除。……内部消息来源称,‘很显然,这是江的个人意志,他想铲除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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