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依靠一批“笔杆子”——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大五毛”，来左右舆论风向，掀起极左狂潮。但最后，这些“笔杆子”都没有好下场。“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就是其中一个。

张春桥被判刑死缓

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收录了一篇旅英华人作家凯蒂对张春桥女儿张维维的访谈。

张维维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

张维维问：“那么你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

张春桥几乎准确预见了自己的下场。

1981年1月23日，原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他，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发动武装叛乱”，“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步田地的呢？

张春桥被毛泽东看中

张春桥，1917年生，山东巨野县人。他1935年5月到上海，长期从事文化写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担任过中共《晋察冀日报》主编。1949年中共建政后，张春桥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1965年3月起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

文革前，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秘书。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张春桥从已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得知毛的思想动向，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上。

这篇文章正对毛的心思。毛看到后，很是欣赏，还亲笔写按语，责成《人民日报》转载。从此，他知道上海有一个叫张春桥的“笔杆子”。

毛蕴酿发动文革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北京，他的计划推动不了。他认为，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但在上海，这不有张春桥吗？

1965年2月，毛派自己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授意张春桥组织人写文章。张春桥指示他的手下干将姚文元，历时8个月，完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揭开十年文革的序幕。

因为写作这篇重磅文章“有功”，张春桥、姚文元都被毛看中，让他们到北京，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标志——“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张春桥跟江青一起，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从此，青云直上的张春桥，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成为毛制造“天下大乱”的“理论家和实践者”。

张春桥在文革中做的四件事

第一，充当打倒刘、邓的急先锋。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大政敌，是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毛通过一系列会议、讲话、文章，透露出打倒刘、邓的明确信号后，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

据《复兴记》一书记载，张春桥示意蒯大富联合“革命小将”“痛打落水狗”，造刘少奇、邓小平的反。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多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然后，他们兵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蒯大富还组织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得水泄不通，用高音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斗刘少奇。从此，打倒刘、邓的口号，传遍全中国。

张春桥做的第二件事，是充当全国夺权的急先锋。

毛泽东在中央打倒了刘、邓之后，立即着手部署打倒刘、邓在各省、区、市的代理人。据中共党史，1967年1月，了解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等人，跑到上海煽风点火，鼓动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掀起“一月夺权风暴”。

1月6日，张春桥等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等，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1）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2）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3）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会后，上海市委、市府的权力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里。1967年2月，张春桥兼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一直到1976年10月。

上海夺权风暴得到毛的支持，毛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从此，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刮起，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张春桥做的第三件事，是心狠手辣地整人。

张春桥的妻子曾被侵华日军俘虏后叛变过，他本人也加入过被中共认定为非法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所以上海一直存在反张行动。对于反他的人，张春桥毫不留情。

据《张春桥其人》一文记载：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该杀的就要杀”。

在张的指使下，“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出现了，许多人被抓。重点人员被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病不准治。同时，他们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里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泣不成声的录音。有人被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张春桥还指使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个处250多人，137人被关押，51人被打成反革命。

1969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

根据张的指示，上海公安系统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刑罚。市公安局院内拷打声、惨叫声不断，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

张春桥做的第四件事，是充当极左理论的炮制者。

在北京，张春桥手中的笔深受毛泽东重用。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毛对老秘书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等起草的稿子，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毛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共十大的重要文件，也都是张春桥等人起草的。

文革后期，毛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点名要张春桥写文章。根据毛的意图，张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文革后期极“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权倾一时 悲剧收场

凭借卖力迎合毛泽东，张春桥“官运亨通”，从1975年1月起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军方总政治部主任；并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同年10月6日晚，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诱捕张春桥等四人帮成员，四人帮覆灭，十年文革浩劫也终于结束。

在1981年1月23日被审判时，张春桥一直沉默不语。为什么沉默呢？

或许，他自知整人无数，罪孽深重。或许，他亲历了中共高层许多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深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辩解毫无意义。又或许，他在文革中炮制的极左理论和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大多数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干的。毛是他的最大靠山，而这座靠山，已经不在了。

1983年，张春桥被减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2005年在上海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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