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因为跟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而闻名海内外。然而，他投奔中共后，一家九口人惨遭中共迫害。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令人唏嘘的悲剧。

1878年，黄炎培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东新区，他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

根据访谈录《“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黄炎培的幼子黄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作为“第三方领袖”，为促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谈，应邀访问中共大本营——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观感如何。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对话，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从延安回重庆后，兴奋异常。他闭门谢客，仔细回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口授，夫人姚维钧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纪行，但没有一人像黄炎培这样，明确表示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施政的赞赏与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黄炎培1949年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

但实际上，他到延安，除去抵达延安的一天和离开延安的一天，在那里的时间只有三天。这三天里，他和毛泽东交谈了十多个小时。余下时间，不过走马观花而已。

黄炎培却对这三天一走一过看到、听到的东西，信以为真。

“黄炎培周期率”被禁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却开始被禁谈了。

据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的“周期率”，以及毛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谢觉哉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应该实行民主监督。

没想到，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质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这个提问令谢觉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释，却也解释不清。

之后，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把这件事上报中央某领导，该中央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并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的对话。

消息传到黄炎培耳朵里后，他“只能违心接受，违心宣告周期率问题已由中共解决，从此不再谈论这一题目”。

后来，黄炎培在临终所著的回忆录《八十年来》里，虽提到了当年的延安之行，却刻意不提他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周期率的对话。

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黄炎培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纠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维钧育有两男两女。

黄炎培的子女们都非常优秀，比如，长子黄方刚，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卡尔登大学、哈佛大学深造；次子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三子黄万里，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深造；四子黄大能，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赴英国隧道水泥公司学习；幼子黄方毅，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

黄炎培的长女黄路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长女婿张心一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二女儿黄小同燕京大学肄业，二女婿王国桢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四女黄素回、四女婿陈锵，都是医学院毕业。

如果中共真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搞“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黄炎培的子女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民主”“监督”抛到九霄云外，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

1957年，毛先鼓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实际是“引蛇出洞”。当“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发动反右运动。

当时，毛泽东顾虑黄炎培的名声，没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却没能幸免。

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丈夫陈锵、二女黄小同的长子王实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黄小同因笃信基督，被内定为“反革命”。

黄万里为毛钦点的右派

我们具体说说黄万里和黄必信的遭遇。

黄万里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黄万里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之后，历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东北水利总局顾问等。1953年，调到清华大学任教。

据《科学的良心：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之辩》一文，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动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学者就已开工的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的与会者。事后的实践证明，黄的意见完全正确，但中共没有采纳。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有感而发，谈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看到后批示道：“这是什么话？”毛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后，黄万里被剥夺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在大会小会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学受到影响。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黄万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阴阳头；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被撕为碎片。不久，他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最简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

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头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3年。

黄必信被整得家破人亡

再说五子黄必信。

据《文革受难者》一书，反右运动爆发时，黄必信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

黄炎培的子女中，黄必信性格最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闲来无事时，他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杀，年仅41岁。就在他自杀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踪，从此人间蒸发。

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放过她。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在“隔离审查”中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也有说是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

黄炎培妻子自杀

黄炎培在文革爆发前去世了，否则，可以想像，他一定在劫难逃。

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服安眠药自杀，不满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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