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性功勋。但是，这是惨胜。第一，这不是中国自己单独战胜日本的，而是把中国抗战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借助于盟国力量。第二，因此，使的苏联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所得甚至超过了雅尔塔密约），并扶持中共坐大，为其1949年窃国奠定了相当基础。

许多历史著述，如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认为：对中日战争感兴趣的唯一大国是苏联；中国方面唯一从这场战争得到好处的是中共；苏联是中日战争的大赢家。

而从史实来讲，抗战时期苏联也在侵华。例如，（1）1944年非法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及操纵外蒙古“独立”。（经过八年抗战，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除钓鱼岛尚存争议，都已收复；而俄国-苏联割占、肢解、吞并的中国 3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则无归期，那是相当于中国现有国土的三分之一啊!）（2）1934、1937年出兵中国新疆，1940年逼盛世才签订《新苏租借条约》（俗称《锡矿协定》），1944年策划伊宁暴动和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3）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中国人1万余名，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罗斯有超过20万华工；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时，全苏联仍有10万华人，其中7万在远东地区；20世纪40年代，远东地区的华人则几乎绝迹。网上流传斯大林屠杀30万华人之说。）

更严重的是，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苏联对日本还起到了诱使、默认、纵容、支持等等作用。执政近三十年（1924~ 1953年）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真是险恶无耻、奸诈至极。本文仅以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其一，1929年中东路事件

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中东铁路曾被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斯大林根本无意与中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反而要确保和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安全。1928年，“东北易帜”。次年，张学良欲以武力收回名义上置于中苏共同管理下的中东铁路的权益，斯大林断然出兵，东北军大败。这是北伐统一后中国第一次与外国交战，虽属中方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对日本侵华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若无中东路事件，“九一八”或可避免，至少也能推迟。

第一，通过中东路事件，苏联用武力解决和中国的纷争，为日本侵略东北做出了一个直接的“样板 ”。第二，中东路事件中，苏联和日本之间相互“默契”、“中立”，甚至“勾结”，最重要的是日本以对苏中冲突的所谓中立，换取了日后苏联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问题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第三，中东路一战，东北军惨败，使日本摸透了东北军实力（这支军事力量在国内首屈一指，张作霖曾凭此三次入关，一度掌握北洋政权，日苏都有所忌惮），并通过中东路事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当时蒋介石正陷入蒋冯战，无力动员全国援助东北对抗苏联，只能依靠东北 地方当局自己应付争），认为中国内部不统一，根本无力御外，一旦东北发生变故，南京方面也无可奈何。事后，国民政府也说“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中获胜，使日本认识中国之可欺，自是不断惹是生非，制造纠纷，以便借口逞凶，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第四，中东路事件既未出现南京政府期待的西方大国共同声援中国的情景，也未形成苏联预言的西方大国联合反苏的局面，日本借此了解到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

其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东北三省。期间，张学良多次下令“不抵抗”。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3月1日，日本在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举世震惊，出乎张学良、蒋介石及国内外各方面预料。外界均以为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就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日军高度关注苏军动向，尽量避免刺激苏军）。但事变后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中国东北的行为无动于衷。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就承认了“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

斯大林为何不断对日妥协？不少研究者常将原因归结为苏联需集中精力应付来自西线的德国威胁。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1933年前的国际形势。在此之前，纳粹尚未上台执政，而德国的军备重整则要等到1935年之后。单以九一八事变而论，苏联为什么会在西线没有面临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却选择默认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其后所采取的行动又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具体动机呢？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是斯大林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因为，当时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对日本来说，苏俄是其心腹之患。（日本1907年的《国防方针》，第一假想敌就是俄国，1918年、1923年、1936年，假想敌顺位调整为美、苏、中（1936年再加入英），战略目标为南北并进，陆军仍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36 年 6月为世界大战必要进行持久战所拟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作战步骤先求消除北方威胁，以彻底摧毁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为首务。）

此外，还请注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日本侵华恰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会。而中共恰是斯大林手中的一枚战略棋子。

其三，1937年“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日本中国驻屯军与驻防当地的国军第29军发生军事冲突。随后，发生平津作战，第29军战败，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区为日本占领，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不过，事变之初，中日双方均无具体的全面战争计划（例如，蒋介石曾希望1939年整军告一阶段再战）。事变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事变一起，在当时情势下，必然走向全面战争。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卢沟桥事变到底谁开的第一枪？至今普遍流传的有4种说法：A，日军说；B，国军说；C，共军说；D，苏联间谍说。

长期以来，日本有北进、南进之争，不能定夺。“北进”，即攻打苏联；“南进”，即确保对中国大陆的霸权地位后，再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主要假想敌国为美、英等国。1936 年8 月，广田内阁《国策基准》确立“南北并进”方针。

苏联压力很大。例如，1936 年11 月25 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指向苏联，苏联面临两线作战前景。又如，日、苏边境零星冲突增加。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周，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险些发展成日苏全面开战。以至于蒋介石直到七七事变之前，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大于中日战争，甚至直至1939年都坚信日苏大战无可避免。

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很快从“积极北进”转向“择机北进”。因为本来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却投入到中国战场，这大大削弱了日军实施北进战略的实力。

还要指出的是，为使日本由北进转为南进，斯大林还派间谍在日本军部内部运作。共产国际间谍索尔格，运用近卫首相的机要秘书尾崎秀实及军务局长武藤章，使对俄作战派石原莞尔失势。此事至1941年10月尾崎被捕，始行发觉。但当时日本已向南深入，不能再北进。

结语

从以上所述，说斯大林助推日本侵华不谓空穴来风。但是，他也同时支持中国抗战，目的是使日本陷在中国。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次年，中苏复交；1935年，中共从莫斯科发出“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在斯大林的干预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收场，国共再次走向合作；七七事变后，中、苏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提供并扩大军援，但拒绝结盟；等等。

“斯大林是个非常好的战略家”，如美国斯坦佛大学东欧史教授诺曼·奈马克（Norman M.Naimark）所说，“当然，斯大林是个撒旦，但众所周知，撒旦会以各种面貌出现。”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15/n139074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