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历史略谈
（编者按：中共借百年党庆企图通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再次操控媒体与舆论，吹捧其“伟、光、正”，搞全民洗脑。本系列文章通过不同角度回顾中共的百年暴行、谎言及反人类历史。）
前言：
中共建立至今100年，统治中国大陆也71年了。特别在建政后它利用掌控和垄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媒体等资源，篡改和歪曲人类文明历史、掩盖它百年共产革命和专政反人类犯罪真相，为其杜撰了一套政治合法性面具，欺骗了不少没有身受其害的人，包括西方政界与学界。最近40年，它借助外资，借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利用加入WTO后所享受的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在牺牲环境（包括水源、空气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破坏性开采为代价，以及对亿万农民工劳动所创造财富的盘剥，打造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以经贸利益作为诱惑，甚至以金钱收买等方式，对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渗透；还操控联合国下属的如人权组织、WHO等。还故意把致命性肺炎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在国内，特别是最近20年，中共全盘颠覆了中共体制内政治改革派从1978年开始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正面遗产，完全撕掉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假面具，打造了一个21世纪的流氓、黑社会、匪帮共产政权：媒体姓党、法院是党的刀把子；对包括法轮功、基督教等在内的宗教迫害进一步升级；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使用包括互联网、无线通讯、数字技术在内的高科技监视全国民众，封杀言论自由，全面镇压社会异议群体；迫害维权上访百姓；酷刑在警察系统司空见惯……。由于中共信息封锁和媒体的谎言，国内国外都有人不明真相，被谎言和假象蒙骗。本文章将对中共百年反人类犯罪历史做简要回顾，还原它的真面目。
一、共产主义是恐怖主义
从政治学角度，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同义语，实际操盘者是列宁，其思想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也非指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的代名词。革命和专政的主体也非字面的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或者卷入其中的社会群体）。更需要说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工人阶级整体专政”，而是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的共产党专政，即共产党专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在党的内部则由几个寡头甚至是一人独裁，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当以列宁为头目的苏共于1917年10月在俄罗斯共和国发动暴动，颠覆合法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并在控制区域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初始的191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就向全世界发出了上述警告。面对考茨基一针见血的斥责，列宁气急败坏，马上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谩骂。作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的考茨基对共产主义政治本质的定性，纵观列宁-斯大林在苏联33年的血腥残暴统治证明是准确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继卡尔‧考茨基之后，对共产主义的反人类罪行从政治学角度又做出了严厉的谴责：“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员警。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承传自卡尔‧考茨基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认识的社会党国际领袖们，对共产主义反人类本质的洞察力远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派政客们。
二、共产党是国际恐怖组织
苏共的创始人是列宁。1919年，他使用篡夺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资源，招揽欧美各国被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唾弃的左派，到莫斯科组建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傀儡，旨在用暴力颠覆世界各国合法政府，把共产主义扩张到全世界。
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支部。
1920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一行几人携带卢布来到北京，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名俄国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又认识了陈独秀。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坐地指挥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工作。同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日本东京等地先后建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共产国际把它的红色魔爪伸进了中国，准确说，中共建立于1920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的路费也靠共产国际事先发给的每人100元大洋。这次会议的筹划者和主持者都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另一名代表马林。党章、党纲都是共产国际的规范版本。由此，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开始了它长达29年的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共产革命活动。陈独秀还用共产国际的钱，复刊了早就停办的《新青年》等几种刊物、还办工人夜校等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活动，这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不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而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是中共官方党史编纂者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杜撰的假的政治历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德核心是“仁”，倡导“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非攻、兼爱、尚贤、节俭”等价值观，还有在所有制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信条，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和它的载体共产党都是苏共移植进中国的，当然得用卢布铺路，中共的活动经费全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给的。
三、中共能够最终颠覆中华民国的几个国内国际因素
（一）苏俄援助 中共藉壳发展
1. 中共“借壳上市”发展壮大
中共从建立到1923年底，4年才发展到四百余名党员，在有4亿多人口和政治党派众多繁杂的中国社会上无声无息。更何谈闹革命？于是，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指示，在中国另外找寻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并用金钱收买，把它改造成一个为苏共政治利益服务的党，类似现在流行的“颜色革命”说法。具体办理这件事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过中共方面的推荐，选定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孙中山谈判，由苏共给孙中山经济和军事援助为前提条件，换取孙中山联俄容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语）。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大佬都进入国民党高层核心，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部长、地方（各省）党部负责人等，到1926年中共党员猛增到6万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秘书处等中枢要害部门。各个省的党部牌子是国民党，实际是共产党的党部。国民党仿效苏共政权组织模式，党政军一体，以党代政，各级党部就是政权机关。中共还渗透军队，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组织，可以控制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在国民党中还结下广泛的人缘关系。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国民党需要的经费和枪支弹药都得由他去向苏共要，手捏国民党的经济来路，实际成为国民党的太上皇。苏共派出的政治、经济、军事顾问有200人。
共产党全面渗透国民党并改造国民党，用国民党的招牌在全国各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很多省的县一级都建立了中共党委，在北伐军攻占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份，用操控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名义发号施令，建立农会、工会，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武装组织）。省以下的各级政权大都被中共掌握，用政权的力量，组织农村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充当骨干，用利益诱惑其他一些人，斗争“地主阶级”，掠夺其财产财物，普遍地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甚至杀害“土豪劣绅”。这是中共农村共产革命的开端，称为所谓的“反封建革命”。
所谓“农民运动”都不是农民阶层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运动，而是共产党谋划、组织的“赤化”运动。发动运动的前提是共产党在当地拥有政治权力或者军事武装，或者两者皆有。农民运动的主体是共产党而非农民。搞农民运动的目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或者配合城市里的革命，最后夺取整个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
到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迁都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次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基本上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代表，赤色政权。这个结论在毛泽东著书里有。
2. 共产党遭遇第一次滑铁卢
从1924年孙中山搞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借壳上市初始，国民党内右派就极力反对。孙中山从中调和，加上苏俄第一批武器弹药及时海运到广州，反对声音稍微平息，“吃别人的饭口软”。苏共军舰送来的第一批武器有步枪8千支，子弹4百万发。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人数只有两个连，这批武器可以装备1个师，苏共雪中送炭。从1924～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苏共分6批，共计运送步枪4万6千支、机枪190挺，各种炮24门；还有很充足的子弹炮弹，还有经济上的巨额援助。于是，包括桂系、湘系、粤系、滇系等在内的南方各路军阀才聚集孙中山国民党旗帜下。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了惟一的政治权威和领袖，左、右两派斗争再也不可调和。对于共产党从内部篡夺国民党政治权力的行为，党内右派忍无可忍，绝地反击，先后发生过：
（1）党内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等，并发出训令，指示各级党部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员者，要开除国民党籍。
（2）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并联合其他大佬通过中央会议程序出台《整理党务案》，有效反击了共产党方对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力的篡夺。
（3）蒋介石“清党”和汪精卫“分共”——共产党遭遇第一次滑铁卢
蒋介石“清党”发生在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联合党中央里面的右派在1927年4月14日，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建都南京，取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新国民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即所谓“清党”，清除在党、政、军中担任官职的共产党员。解雇全部苏共顾问。共产党所谓蒋介石“宁可错杀1千，不让1人漏网”完全是夸大其词的政治谎言。由此，国民党分裂成了政治上反共的南京政府和仍然由共产党控制的武汉政府。
汪精卫“分共”。汪精卫时任武汉国民党政权党政军一把手，属于国民党左派。促使他“分共”的起因是在1926年5月31日看见了共产国际发给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中央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即《5月紧急指示》。主要内容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汪精卫看后大惊失色，如梦初醒，才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于是开始和党内军内亲信秘密商议，防备共产党政变夺权。6月5日，解除了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等一百四十余名苏共方面人员在国民政府和北伐军队里面的职务，瓦解了共产党方可能搞政变的阴谋。共产党方面始料未及也无还手之力。军权都控制在汪精卫一派手中。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张国焘、周恩来等几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13日，中共方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但表示愿意继续国共两党合作搞“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为应对共产党方退出政府的决定，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分共。内容是：“国民党员中加入了共产党的必须退出共产党，否则停止所任党、政、军中的职务。共产党员不能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其它党。”汪精卫只是要求国民党员不准脚踏两只船，吃里扒外，不准共产党打国民党招牌牟共产党一党之利，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的事情。相反，汪精卫还想继续获取苏共经济援助，在政治上与中共藕断丝连。共产党在武汉仍然合法经营，照常活动。
这是共产党遭遇的第一次失败。但它不甘心，决定冒险搞暴动。
3. 共产党铤而走险武装暴动——遭遇第二次滑铁卢
（1）南昌暴动。国民党有几支军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约2万人马。8月1日中共在南昌暴动成功，直接责任在负责江西省防务的第5路军（下辖2个军和教导团）总指挥朱培德“失职”。他事先获悉贺龙、朱德（朱德是朱培德的好友，被朱培德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叶挺等和共产党要人来往频繁，知道有大事发生，但却请假上庐山“休息”，静观其变。南昌暴动2万人马本就是乌合之众，南下途中逃离过半。在广东的潮州地区遭到粤军围剿，随军周恩来等共产党大佬偷渡去香港后回到上海，朱德、陈毅收罗残兵败将约800人，进入赣、粤、湘三省边境一带苟延残喘。暴动惨败。
（2）秋收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仍然在汉口开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各省搞“秋收暴动”。其中对历史发生了影响的都在湖南，有毛泽东在湘赣边境的暴动、彭德怀的平江县暴动、朱德、陈毅军队作为主力的湘南暴动（又叫年关暴动）。
湘南暴动规模涉及七八个县数万众参加，持续时间达两三个月，是危害最烈的一次暴动。时值湘、桂两省军阀开战，湘南驻军调离。中共趁机先后在七八个县组织暴动，占领了8个县城，恢复在马日事变后偃旗息鼓的农会、农民自卫军。共产党组织由隐蔽转为公开，共产革命死灰复燃，残暴血腥恐怖更甚于之前。据共产党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回忆：在暴动前，上级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印象里却很深地留着有：‘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样的语句。”要“极端严厉、毫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对资产阶级上层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不许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等。”
暴动开始后，“湘南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五华里（原来指示烧掉公路两旁30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
共产党烧杀抢激起民众无比愤恨，被迫卷入暴动的人纷纷“反水”，撕下手臂上的红袖标，戴上白袖标，加入反共民团，保家保村庄，杀共产党干部。其中郴县反水民众杀了县委书记和其他县委干部。在政府军队来到前夕，朱德、陈毅和各个县委带领暴动队伍仓惶逃往江西。凡是未及逃跑者，大都被正法。据黄克诚回忆，有一个叫刘英的，大约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他在农民暴动时，拿着一把刀赶来参加，路上遇见一个“土豪劣绅”，就拿刀把他杀掉。他后来被自己的父亲捆送到民团被杀。许许多多参加暴动、积极打“土豪劣绅”的农民被杀。包括尹子韶带领的县警卫团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条枪还在桂阳，后来全被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枪都没能撤退出来。连朱德留在永兴的一个主力排也和他们一起损失了。
如果说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是在共产党控制了省、县政权（国民党党部）后的自上而下的共产革命，湘南暴动则是共产党“在野”后，利用控制的武装搞的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的共产革命。追随与被迫卷入者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根本不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共产革命从来不得民心。追随与卷入者类似历朝历代社会乱局中出现的土匪，打家劫舍罢了，多是出于从众心理，和共产政治革命属性无关。
在湘、桂军阀战争停息后，湖南政府军回头镇压暴动，朱德带领自己的一个团逃往江西，也上了井冈山，尾随的有落荒而逃的几千农军（拖家带口）。湘南暴动和其它暴动一样彻底失败。这是共产党第二次滑铁卢。
4. 中共遭遇第三次滑铁卢——8万人败走江西，逃到陕北剩下万余人
朱、毛红军在赣南（包括闽西）坐大的原因？逃亡井冈山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三路人马共四五千人，草寇，从1929年初下山后，竟在赣南横行肆虐四五年之久，占据二十多个县，红军最多上10万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史都归结为当时军阀混战，无暇剿共，但实际也与蒋介石中央军和军阀内部复杂的关系有关。
1933年底，蒋介石围剿江西红军，广东军阀陈济堂在赣粤边境堵截红军，结果陈济棠事先和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借道粤北（去湖南、广西）”，“粤军不拦头、不断中，只追尾”，即等待红军人马走过后尾随放空枪，目的是敷衍蒋介石。红军8万人包括印刷厂机器在内都随军搬运走了。所谓突围蒋介石的“五道封锁线”是子虚乌有。蒋介石只是驱赶红军出他的地盘。
湘江战役网开一面。被国、共双方都渲染的湘江战役，实际是桂系军阀网开一面，放红军过湘江的。按照蒋介石统一指挥：以广西省全州县为界，以北的湘江东岸由湘军封锁；包括全州在内以南的湘江东岸由桂军封锁。南北夹击围歼红军。得知红军进入全州境内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借故南撤驻守全州一线100公里的守军，故意网开一面放红军过江。蒋介石得知急令湘军南下接防全州。由于路途几百公里，赶到全州时候红军已经先期占领渡口并在周边布防停当。湘江和红军展开血战，结果还是有近4万红军渡江西去，打死打伤打散4万人，活捉7千人。血染湘江，尸塞断流。但中共大佬全部漏网。
四川军阀刘文辉放红军过川康。四川军阀刘文辉防区范围为四川西北，即红军“强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铁索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近千公里地段都是刘文辉的防区，叫川康地区。刘文辉和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早有交往，放任红军过境。否则，该地段山高谷深崎岖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本插翅难逃。
红军逃到陕北后，只剩下1万余残兵败将。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滑铁卢，也是最后一次。咸鱼能否翻身呢？
（二）苏共插手，共产党咸鱼翻身
1.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让其两败俱伤是中共假话。疲惫不堪的红军万余人在极端贫穷的陕北陷入困境，东渡黄河去富庶的山西打劫。阎锡山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封锁黄河西岸渡口，切断红军回陕北的归路。张学良阳奉阴违，使红军满载而归，所抢财物够半年给养。张学良在陕西有20万精兵强将，怎么打红军会两败俱伤？张学良早就勾结中共，以图通过中共媒介得到苏俄援助。
2. 与苏俄、中共谈判重蹈政治覆辙
（1）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1935年7月3日，蒋介石派孔祥熙会见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10月18日晚，蒋介石亲自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向苏俄表达签订两国军事互助协议，目的是拉拢苏俄共同对付日本。苏俄方要求先签订贸易协议，后签订军事协议。蒋介石还安排中国驻苏俄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去与北伐战争时期的苏共军事总顾问加伦进行会面，加伦给蒋介石当顾问约2年，目的是希望加伦出面游说苏俄高层，尽快签订军事协议。
蒋介石派人在莫斯科会见王明。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实际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先是通过苏俄驻华大使要求苏俄指示中共停止反政府的活动并归降政府，遭到苏俄大使的回绝，转而派邓文仪直接在莫斯科会见王明。1936年“1月13日开始，到2月23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邓对王明说：我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
（2）中共耍花招得以咸鱼翻身
蒋介石方面从1937年年初开始，到7月，先后和中共方进行了5次谈判。斯大林在2月释放蒋经国回国。7月，蒋介石正式批准收编陕北红军为“国军”，4.5万人编制，军饷、军服、武器弹药由政府发放，番号第八路军，划归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指挥，设置陕甘宁边区为省级行政区，实际是给共产党“合法”统治的地盘。中共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享受政府军待遇，划归江南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毛泽东们欣喜若狂。咸鱼终于可以翻身了。
毛泽东一开始就耍弄蒋介石，指示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本不接受战区司令部指挥，不固守在指定防区，而是去“敌后”抢占地盘，甚至军事进攻驻防的国军。最典型的是1940年初，新四军陈毅部违犯军令从苏南偷渡长江，进占苏北国军苏鲁战区司令韩德勤（兼任江苏省主席）防区，拒不退出。并设计围歼了韩部2万余人，此战役叫“黄桥战役”。这整个战略计划事先由毛泽东设计，指示山东八路军一部南下苏北与陈毅部南北夹击苏北国军，独占苏北地盘。
对八路军、新四军拒不服从军令，“游而不击”，专门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叛国行为，国军将领们，特别是受到攻击国军战区的将领，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命令打击。但苏俄驻华（重庆）大使就威胁说：如果蒋介石反共，就中断援助。蒋介石不愿得罪苏俄，压下了将领们要求反制中共方军队违反军令、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要求。
八路军的防区原本划定在晋东北五台山周边几个县，后允许扩大到二十余县，又同意共产党方建立晋察冀行政区。但共产党还不满足，根据毛泽东预先战略，分兵去河北、察哈尔、河南、山东等“敌后”抢占地盘，招兵买马，建立共产党政权。在“敌后”山东，国民党政府从省到县都有留守政府和军队。八路军擅自进入山东后，经常袭击国民党政府的敌后地方政府和驻军，抢夺地盘。蹊跷的是日军主要攻击对象是留守的国军，很少打属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长江以北新四军计划发展到20万。
抗战结束，共产党拥有了120万正规军，还有非正规武装数十万；占据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盘，具备了和蒋介石逐鹿中原的资源。共产党咸鱼翻身了。
（三）美国决策错误是国军败于共军的主要国际因素
1.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和美国、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但整个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1.8%。而苏共获得约110亿，占22.76%。但中国政府并非无偿获得美国援助，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和劳务，从1941年7月～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相当于1亿多美元。抗战结束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密约，主要有外蒙独立问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享有东北特权问题等，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为中共夺取东北埋下了伏笔。
当时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中共成为“在野党”，合法地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对等“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偏袒共产党方，使国军失去战略优势。
最要命的是从1946年8月开始对民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导致东北50万国军（美式武器装备）战斗力锐减，受严重影响的还有华东国军精锐部队。
2. 苏俄在东北给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把被俘虏的满洲国几十万军队交给中共，但当时美国政府错误决策背弃国军是主要国际因素。
（四）时局逆转
蒋介石即使收编共产党、允许它招兵买马发展壮大咸鱼翻身了，但抗战结束时国军仍然占据优势力量。蒋介石独裁的民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国内民众和主要政治力量也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非共产党一方，即政治上也具有压倒共产党的优势。但此时国军因为长期抗战已经伤痕累累，伤亡惨重，中共却在大后方养精蓄锐。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包括蒋介石身边已经布下了重重间谍，让中共高层对国军的决策了如指掌。国民党的腐败，也让中共政治宣传颇为得势。与此同时，蒋介石希望不战屈人之兵，去找中共方和平谈判，结果引入美国政治干涉，总统杜鲁门公开声明，认可中共在中国政治游戏中的合法地位，并派亲共政客马歇尔代表他来中国充当国共和平谈判调停人。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战后经济援助，不采纳党内反共派提出的不与共产党谈判、坚决武力剿共的主张，导致政治上失去主动权，军事战略上不首先清剿华北共军而派重兵去争夺“飞地”东北。
在蒋介石、美国、苏俄三方的角力中，其中一方改变方向，国军可能都不至于最终败于共军。
四、结束语
中共把它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28年共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叫“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就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反封建”就是使用暴力屠杀乡村中具有较高文化和较高生产力，并引领乡村社会不断向现代文明前进的阶层并掠夺其财产的反人类犯罪行动，其革命的关键环节是颠覆民国各级政府，然后使用取得的政权的力量（暴力）改造乡村社会。
如在乡村先后发动的所谓农民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土改（1946～1952）等。以1946～1948年间的北方“解放区”土改为例，它根本就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同时遭到地方基层干部的抵制，因为经过中共在抗战期间假抗战之名的敲诈勒索和盘剥，抗战前富裕的农户大都完全破产成为贫民，大多数村庄已经没有够得上“地主”标准的农户了，抗战结束，都梦想能够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生活。
土改，是共产党刻意谋划的旨在制造社会矛盾、分化民众并挑动一个群体去斗争杀戮另一个群体同时抢劫财物的恶意的反人类罪恶行为。在山西最贫穷的晋绥边区，有的村庄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户竟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四十。一般也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样才有斗争对象，抢劫对象。不是抢土地而是打劫家庭财物。贫农对分土地根本没有兴趣，希望分浮财（地面上的财物），挖地财（埋在地下的）。在山东，“地主”没有土地可分，就搞“平分土地”。把全村所有的土地打乱重新平均分配，又叫“抽肥补瘦”，目的是瘦“中农”，肥“贫农”。同时进行整党运动，叫“搬石头”。基层干部大都抵制土改，是阻碍土改的石头。干部家庭一般都较普通农家富裕，打成地主斗争可以分得浮财、挖得地财。干部平时给政府催粮收款，村民的怨恨也不小。
共产党就是挑动矛盾搞群众斗群众从中得利。共产党在北方土改运动的三四年间直接杀害和间接迫害致死的人数至少在1030万人以上。整个“解放区”人心惶惶，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社会恐怖，遍地饥荒。带了血债的积极分子只有死心塌地跟共产党一条路；没有带血债也只有跟共产党才能活命。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于是共产党就把所有人捆绑在它的战车上了。这就是“土改使贫苦农民分到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军参战”的历史真相。当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土改、整党运动，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于引起党内干部普遍不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导致饥荒更加严重。
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重大标志。连马克思主义元老恩格斯都写进他的书里面的，何况共产党的所谓公有制就是党有制的代名词，给贫农分土地的目的是暂时利用其为共产党充当打手。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体农民的土地就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充公，属于共产党所有了，叫第二次土改。
包括贫农在内，没有任何人真拥护农业合作化，共产党是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强制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之前共产农民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上，又共产农民的生活资料（房屋、家具甚至锅碗瓢盆，还有私人喂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为镇压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1955年的“社会镇反运动”逮捕了七十多万人，为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路，1958年前3个季度，全国逮捕人数超过1955年全年逮捕人数。
中共建政后从土改运动（指南方）开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语）。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实际被杀的人数更多。如四川涪陵县土改运动，所杀人数约占该县总人口数的约千分之四以上，约4,000人。其中清溪区，本文作者的表哥看见一次就枪毙二三十人。罗云乡，仅一次就枪毙十多个人。蔺市区，枪毙的“土匪”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杀人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土改大肆杀人，如刘少奇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不但震慑地主，同时还震慑农民，否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会有如此顺利。杀人立威贯穿共产革命和专政的全过程。
还有1959年开始延续到1962年的4年特大饥荒，全国饿死人数根据本文作者抽样调查推算，可能在7千5百万至1亿2千5百万之间。在特大饥荒之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饿死人数约在4千万左右。结束饥荒是在1980年农民自发性搞包产到户后。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在专了党外（体制外）阶级敌人的政后，就专党内（体制内）的右派、右倾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的政了，如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运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整走资派、文革整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后又反林彪集团、反四人帮等。共产党革命和专政犹如一架庞大的永不停息的绞肉机，可能绞杀所有人。（限于文章篇幅，不谈1980年后的反人类犯罪）。
中共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反人类犯罪的历史，恐怖主义屠杀和掠夺的历史，对其百年犯罪进行清算，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罹难者的悼念。
（作者颜智华是位历史学者，著有80万字专著《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28/n13052583.htm )
前言：
中共建立至今100年，统治中国大陆也71年了。特别在建政后它利用掌控和垄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媒体等资源，篡改和歪曲人类文明历史、掩盖它百年共产革命和专政反人类犯罪真相，为其杜撰了一套政治合法性面具，欺骗了不少没有身受其害的人，包括西方政界与学界。最近40年，它借助外资，借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利用加入WTO后所享受的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在牺牲环境（包括水源、空气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破坏性开采为代价，以及对亿万农民工劳动所创造财富的盘剥，打造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以经贸利益作为诱惑，甚至以金钱收买等方式，对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渗透；还操控联合国下属的如人权组织、WHO等。还故意把致命性肺炎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在国内，特别是最近20年，中共全盘颠覆了中共体制内政治改革派从1978年开始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正面遗产，完全撕掉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假面具，打造了一个21世纪的流氓、黑社会、匪帮共产政权：媒体姓党、法院是党的刀把子；对包括法轮功、基督教等在内的宗教迫害进一步升级；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使用包括互联网、无线通讯、数字技术在内的高科技监视全国民众，封杀言论自由，全面镇压社会异议群体；迫害维权上访百姓；酷刑在警察系统司空见惯……。由于中共信息封锁和媒体的谎言，国内国外都有人不明真相，被谎言和假象蒙骗。本文章将对中共百年反人类犯罪历史做简要回顾，还原它的真面目。
一、共产主义是恐怖主义
从政治学角度，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同义语，实际操盘者是列宁，其思想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也非指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的代名词。革命和专政的主体也非字面的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或者卷入其中的社会群体）。更需要说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工人阶级整体专政”，而是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的共产党专政，即共产党专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在党的内部则由几个寡头甚至是一人独裁，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当以列宁为头目的苏共于1917年10月在俄罗斯共和国发动暴动，颠覆合法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并在控制区域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初始的191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就向全世界发出了上述警告。面对考茨基一针见血的斥责，列宁气急败坏，马上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谩骂。作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的考茨基对共产主义政治本质的定性，纵观列宁-斯大林在苏联33年的血腥残暴统治证明是准确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继卡尔‧考茨基之后，对共产主义的反人类罪行从政治学角度又做出了严厉的谴责：“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员警。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承传自卡尔‧考茨基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认识的社会党国际领袖们，对共产主义反人类本质的洞察力远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派政客们。
二、共产党是国际恐怖组织
苏共的创始人是列宁。1919年，他使用篡夺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资源，招揽欧美各国被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唾弃的左派，到莫斯科组建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傀儡，旨在用暴力颠覆世界各国合法政府，把共产主义扩张到全世界。
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支部。
1920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一行几人携带卢布来到北京，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名俄国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又认识了陈独秀。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坐地指挥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工作。同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日本东京等地先后建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共产国际把它的红色魔爪伸进了中国，准确说，中共建立于1920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的路费也靠共产国际事先发给的每人100元大洋。这次会议的筹划者和主持者都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另一名代表马林。党章、党纲都是共产国际的规范版本。由此，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开始了它长达29年的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共产革命活动。陈独秀还用共产国际的钱，复刊了早就停办的《新青年》等几种刊物、还办工人夜校等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活动，这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不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而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是中共官方党史编纂者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杜撰的假的政治历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德核心是“仁”，倡导“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非攻、兼爱、尚贤、节俭”等价值观，还有在所有制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信条，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和它的载体共产党都是苏共移植进中国的，当然得用卢布铺路，中共的活动经费全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给的。
三、中共能够最终颠覆中华民国的几个国内国际因素
（一）苏俄援助 中共藉壳发展
1. 中共“借壳上市”发展壮大
中共从建立到1923年底，4年才发展到四百余名党员，在有4亿多人口和政治党派众多繁杂的中国社会上无声无息。更何谈闹革命？于是，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指示，在中国另外找寻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并用金钱收买，把它改造成一个为苏共政治利益服务的党，类似现在流行的“颜色革命”说法。具体办理这件事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过中共方面的推荐，选定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孙中山谈判，由苏共给孙中山经济和军事援助为前提条件，换取孙中山联俄容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语）。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大佬都进入国民党高层核心，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部长、地方（各省）党部负责人等，到1926年中共党员猛增到6万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秘书处等中枢要害部门。各个省的党部牌子是国民党，实际是共产党的党部。国民党仿效苏共政权组织模式，党政军一体，以党代政，各级党部就是政权机关。中共还渗透军队，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组织，可以控制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在国民党中还结下广泛的人缘关系。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国民党需要的经费和枪支弹药都得由他去向苏共要，手捏国民党的经济来路，实际成为国民党的太上皇。苏共派出的政治、经济、军事顾问有200人。
共产党全面渗透国民党并改造国民党，用国民党的招牌在全国各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很多省的县一级都建立了中共党委，在北伐军攻占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份，用操控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名义发号施令，建立农会、工会，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武装组织）。省以下的各级政权大都被中共掌握，用政权的力量，组织农村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充当骨干，用利益诱惑其他一些人，斗争“地主阶级”，掠夺其财产财物，普遍地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甚至杀害“土豪劣绅”。这是中共农村共产革命的开端，称为所谓的“反封建革命”。
所谓“农民运动”都不是农民阶层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运动，而是共产党谋划、组织的“赤化”运动。发动运动的前提是共产党在当地拥有政治权力或者军事武装，或者两者皆有。农民运动的主体是共产党而非农民。搞农民运动的目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或者配合城市里的革命，最后夺取整个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
到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迁都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次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基本上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代表，赤色政权。这个结论在毛泽东著书里有。
2. 共产党遭遇第一次滑铁卢
从1924年孙中山搞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借壳上市初始，国民党内右派就极力反对。孙中山从中调和，加上苏俄第一批武器弹药及时海运到广州，反对声音稍微平息，“吃别人的饭口软”。苏共军舰送来的第一批武器有步枪8千支，子弹4百万发。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人数只有两个连，这批武器可以装备1个师，苏共雪中送炭。从1924～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苏共分6批，共计运送步枪4万6千支、机枪190挺，各种炮24门；还有很充足的子弹炮弹，还有经济上的巨额援助。于是，包括桂系、湘系、粤系、滇系等在内的南方各路军阀才聚集孙中山国民党旗帜下。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了惟一的政治权威和领袖，左、右两派斗争再也不可调和。对于共产党从内部篡夺国民党政治权力的行为，党内右派忍无可忍，绝地反击，先后发生过：
（1）党内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等，并发出训令，指示各级党部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员者，要开除国民党籍。
（2）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并联合其他大佬通过中央会议程序出台《整理党务案》，有效反击了共产党方对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力的篡夺。
（3）蒋介石“清党”和汪精卫“分共”——共产党遭遇第一次滑铁卢
蒋介石“清党”发生在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联合党中央里面的右派在1927年4月14日，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建都南京，取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新国民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即所谓“清党”，清除在党、政、军中担任官职的共产党员。解雇全部苏共顾问。共产党所谓蒋介石“宁可错杀1千，不让1人漏网”完全是夸大其词的政治谎言。由此，国民党分裂成了政治上反共的南京政府和仍然由共产党控制的武汉政府。
汪精卫“分共”。汪精卫时任武汉国民党政权党政军一把手，属于国民党左派。促使他“分共”的起因是在1926年5月31日看见了共产国际发给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中央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即《5月紧急指示》。主要内容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汪精卫看后大惊失色，如梦初醒，才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于是开始和党内军内亲信秘密商议，防备共产党政变夺权。6月5日，解除了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等一百四十余名苏共方面人员在国民政府和北伐军队里面的职务，瓦解了共产党方可能搞政变的阴谋。共产党方面始料未及也无还手之力。军权都控制在汪精卫一派手中。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张国焘、周恩来等几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13日，中共方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但表示愿意继续国共两党合作搞“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为应对共产党方退出政府的决定，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分共。内容是：“国民党员中加入了共产党的必须退出共产党，否则停止所任党、政、军中的职务。共产党员不能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其它党。”汪精卫只是要求国民党员不准脚踏两只船，吃里扒外，不准共产党打国民党招牌牟共产党一党之利，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的事情。相反，汪精卫还想继续获取苏共经济援助，在政治上与中共藕断丝连。共产党在武汉仍然合法经营，照常活动。
这是共产党遭遇的第一次失败。但它不甘心，决定冒险搞暴动。
3. 共产党铤而走险武装暴动——遭遇第二次滑铁卢
（1）南昌暴动。国民党有几支军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约2万人马。8月1日中共在南昌暴动成功，直接责任在负责江西省防务的第5路军（下辖2个军和教导团）总指挥朱培德“失职”。他事先获悉贺龙、朱德（朱德是朱培德的好友，被朱培德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叶挺等和共产党要人来往频繁，知道有大事发生，但却请假上庐山“休息”，静观其变。南昌暴动2万人马本就是乌合之众，南下途中逃离过半。在广东的潮州地区遭到粤军围剿，随军周恩来等共产党大佬偷渡去香港后回到上海，朱德、陈毅收罗残兵败将约800人，进入赣、粤、湘三省边境一带苟延残喘。暴动惨败。
（2）秋收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仍然在汉口开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各省搞“秋收暴动”。其中对历史发生了影响的都在湖南，有毛泽东在湘赣边境的暴动、彭德怀的平江县暴动、朱德、陈毅军队作为主力的湘南暴动（又叫年关暴动）。
湘南暴动规模涉及七八个县数万众参加，持续时间达两三个月，是危害最烈的一次暴动。时值湘、桂两省军阀开战，湘南驻军调离。中共趁机先后在七八个县组织暴动，占领了8个县城，恢复在马日事变后偃旗息鼓的农会、农民自卫军。共产党组织由隐蔽转为公开，共产革命死灰复燃，残暴血腥恐怖更甚于之前。据共产党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回忆：在暴动前，上级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印象里却很深地留着有：‘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样的语句。”要“极端严厉、毫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对资产阶级上层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不许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等。”
暴动开始后，“湘南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五华里（原来指示烧掉公路两旁30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
共产党烧杀抢激起民众无比愤恨，被迫卷入暴动的人纷纷“反水”，撕下手臂上的红袖标，戴上白袖标，加入反共民团，保家保村庄，杀共产党干部。其中郴县反水民众杀了县委书记和其他县委干部。在政府军队来到前夕，朱德、陈毅和各个县委带领暴动队伍仓惶逃往江西。凡是未及逃跑者，大都被正法。据黄克诚回忆，有一个叫刘英的，大约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他在农民暴动时，拿着一把刀赶来参加，路上遇见一个“土豪劣绅”，就拿刀把他杀掉。他后来被自己的父亲捆送到民团被杀。许许多多参加暴动、积极打“土豪劣绅”的农民被杀。包括尹子韶带领的县警卫团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条枪还在桂阳，后来全被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枪都没能撤退出来。连朱德留在永兴的一个主力排也和他们一起损失了。
如果说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是在共产党控制了省、县政权（国民党党部）后的自上而下的共产革命，湘南暴动则是共产党“在野”后，利用控制的武装搞的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的共产革命。追随与被迫卷入者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根本不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共产革命从来不得民心。追随与卷入者类似历朝历代社会乱局中出现的土匪，打家劫舍罢了，多是出于从众心理，和共产政治革命属性无关。
在湘、桂军阀战争停息后，湖南政府军回头镇压暴动，朱德带领自己的一个团逃往江西，也上了井冈山，尾随的有落荒而逃的几千农军（拖家带口）。湘南暴动和其它暴动一样彻底失败。这是共产党第二次滑铁卢。
4. 中共遭遇第三次滑铁卢——8万人败走江西，逃到陕北剩下万余人
朱、毛红军在赣南（包括闽西）坐大的原因？逃亡井冈山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三路人马共四五千人，草寇，从1929年初下山后，竟在赣南横行肆虐四五年之久，占据二十多个县，红军最多上10万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史都归结为当时军阀混战，无暇剿共，但实际也与蒋介石中央军和军阀内部复杂的关系有关。
1933年底，蒋介石围剿江西红军，广东军阀陈济堂在赣粤边境堵截红军，结果陈济棠事先和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借道粤北（去湖南、广西）”，“粤军不拦头、不断中，只追尾”，即等待红军人马走过后尾随放空枪，目的是敷衍蒋介石。红军8万人包括印刷厂机器在内都随军搬运走了。所谓突围蒋介石的“五道封锁线”是子虚乌有。蒋介石只是驱赶红军出他的地盘。
湘江战役网开一面。被国、共双方都渲染的湘江战役，实际是桂系军阀网开一面，放红军过湘江的。按照蒋介石统一指挥：以广西省全州县为界，以北的湘江东岸由湘军封锁；包括全州在内以南的湘江东岸由桂军封锁。南北夹击围歼红军。得知红军进入全州境内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借故南撤驻守全州一线100公里的守军，故意网开一面放红军过江。蒋介石得知急令湘军南下接防全州。由于路途几百公里，赶到全州时候红军已经先期占领渡口并在周边布防停当。湘江和红军展开血战，结果还是有近4万红军渡江西去，打死打伤打散4万人，活捉7千人。血染湘江，尸塞断流。但中共大佬全部漏网。
四川军阀刘文辉放红军过川康。四川军阀刘文辉防区范围为四川西北，即红军“强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铁索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近千公里地段都是刘文辉的防区，叫川康地区。刘文辉和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早有交往，放任红军过境。否则，该地段山高谷深崎岖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本插翅难逃。
红军逃到陕北后，只剩下1万余残兵败将。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滑铁卢，也是最后一次。咸鱼能否翻身呢？
（二）苏共插手，共产党咸鱼翻身
1.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让其两败俱伤是中共假话。疲惫不堪的红军万余人在极端贫穷的陕北陷入困境，东渡黄河去富庶的山西打劫。阎锡山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封锁黄河西岸渡口，切断红军回陕北的归路。张学良阳奉阴违，使红军满载而归，所抢财物够半年给养。张学良在陕西有20万精兵强将，怎么打红军会两败俱伤？张学良早就勾结中共，以图通过中共媒介得到苏俄援助。
2. 与苏俄、中共谈判重蹈政治覆辙
（1）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1935年7月3日，蒋介石派孔祥熙会见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10月18日晚，蒋介石亲自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向苏俄表达签订两国军事互助协议，目的是拉拢苏俄共同对付日本。苏俄方要求先签订贸易协议，后签订军事协议。蒋介石还安排中国驻苏俄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去与北伐战争时期的苏共军事总顾问加伦进行会面，加伦给蒋介石当顾问约2年，目的是希望加伦出面游说苏俄高层，尽快签订军事协议。
蒋介石派人在莫斯科会见王明。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实际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先是通过苏俄驻华大使要求苏俄指示中共停止反政府的活动并归降政府，遭到苏俄大使的回绝，转而派邓文仪直接在莫斯科会见王明。1936年“1月13日开始，到2月23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邓对王明说：我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
（2）中共耍花招得以咸鱼翻身
蒋介石方面从1937年年初开始，到7月，先后和中共方进行了5次谈判。斯大林在2月释放蒋经国回国。7月，蒋介石正式批准收编陕北红军为“国军”，4.5万人编制，军饷、军服、武器弹药由政府发放，番号第八路军，划归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指挥，设置陕甘宁边区为省级行政区，实际是给共产党“合法”统治的地盘。中共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享受政府军待遇，划归江南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毛泽东们欣喜若狂。咸鱼终于可以翻身了。
毛泽东一开始就耍弄蒋介石，指示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本不接受战区司令部指挥，不固守在指定防区，而是去“敌后”抢占地盘，甚至军事进攻驻防的国军。最典型的是1940年初，新四军陈毅部违犯军令从苏南偷渡长江，进占苏北国军苏鲁战区司令韩德勤（兼任江苏省主席）防区，拒不退出。并设计围歼了韩部2万余人，此战役叫“黄桥战役”。这整个战略计划事先由毛泽东设计，指示山东八路军一部南下苏北与陈毅部南北夹击苏北国军，独占苏北地盘。
对八路军、新四军拒不服从军令，“游而不击”，专门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叛国行为，国军将领们，特别是受到攻击国军战区的将领，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命令打击。但苏俄驻华（重庆）大使就威胁说：如果蒋介石反共，就中断援助。蒋介石不愿得罪苏俄，压下了将领们要求反制中共方军队违反军令、攻击国军抢占地盘的要求。
八路军的防区原本划定在晋东北五台山周边几个县，后允许扩大到二十余县，又同意共产党方建立晋察冀行政区。但共产党还不满足，根据毛泽东预先战略，分兵去河北、察哈尔、河南、山东等“敌后”抢占地盘，招兵买马，建立共产党政权。在“敌后”山东，国民党政府从省到县都有留守政府和军队。八路军擅自进入山东后，经常袭击国民党政府的敌后地方政府和驻军，抢夺地盘。蹊跷的是日军主要攻击对象是留守的国军，很少打属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长江以北新四军计划发展到20万。
抗战结束，共产党拥有了120万正规军，还有非正规武装数十万；占据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盘，具备了和蒋介石逐鹿中原的资源。共产党咸鱼翻身了。
（三）美国决策错误是国军败于共军的主要国际因素
1.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和美国、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但整个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1.8%。而苏共获得约110亿，占22.76%。但中国政府并非无偿获得美国援助，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和劳务，从1941年7月～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相当于1亿多美元。抗战结束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签订密约，主要有外蒙独立问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享有东北特权问题等，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为中共夺取东北埋下了伏笔。
当时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中共成为“在野党”，合法地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对等“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偏袒共产党方，使国军失去战略优势。
最要命的是从1946年8月开始对民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导致东北50万国军（美式武器装备）战斗力锐减，受严重影响的还有华东国军精锐部队。
2. 苏俄在东北给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把被俘虏的满洲国几十万军队交给中共，但当时美国政府错误决策背弃国军是主要国际因素。
（四）时局逆转
蒋介石即使收编共产党、允许它招兵买马发展壮大咸鱼翻身了，但抗战结束时国军仍然占据优势力量。蒋介石独裁的民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国内民众和主要政治力量也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非共产党一方，即政治上也具有压倒共产党的优势。但此时国军因为长期抗战已经伤痕累累，伤亡惨重，中共却在大后方养精蓄锐。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包括蒋介石身边已经布下了重重间谍，让中共高层对国军的决策了如指掌。国民党的腐败，也让中共政治宣传颇为得势。与此同时，蒋介石希望不战屈人之兵，去找中共方和平谈判，结果引入美国政治干涉，总统杜鲁门公开声明，认可中共在中国政治游戏中的合法地位，并派亲共政客马歇尔代表他来中国充当国共和平谈判调停人。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战后经济援助，不采纳党内反共派提出的不与共产党谈判、坚决武力剿共的主张，导致政治上失去主动权，军事战略上不首先清剿华北共军而派重兵去争夺“飞地”东北。
在蒋介石、美国、苏俄三方的角力中，其中一方改变方向，国军可能都不至于最终败于共军。
四、结束语
中共把它武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28年共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叫“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就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反封建”就是使用暴力屠杀乡村中具有较高文化和较高生产力，并引领乡村社会不断向现代文明前进的阶层并掠夺其财产的反人类犯罪行动，其革命的关键环节是颠覆民国各级政府，然后使用取得的政权的力量（暴力）改造乡村社会。
如在乡村先后发动的所谓农民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土改（1946～1952）等。以1946～1948年间的北方“解放区”土改为例，它根本就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同时遭到地方基层干部的抵制，因为经过中共在抗战期间假抗战之名的敲诈勒索和盘剥，抗战前富裕的农户大都完全破产成为贫民，大多数村庄已经没有够得上“地主”标准的农户了，抗战结束，都梦想能够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生活。
土改，是共产党刻意谋划的旨在制造社会矛盾、分化民众并挑动一个群体去斗争杀戮另一个群体同时抢劫财物的恶意的反人类罪恶行为。在山西最贫穷的晋绥边区，有的村庄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户竟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四十。一般也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样才有斗争对象，抢劫对象。不是抢土地而是打劫家庭财物。贫农对分土地根本没有兴趣，希望分浮财（地面上的财物），挖地财（埋在地下的）。在山东，“地主”没有土地可分，就搞“平分土地”。把全村所有的土地打乱重新平均分配，又叫“抽肥补瘦”，目的是瘦“中农”，肥“贫农”。同时进行整党运动，叫“搬石头”。基层干部大都抵制土改，是阻碍土改的石头。干部家庭一般都较普通农家富裕，打成地主斗争可以分得浮财、挖得地财。干部平时给政府催粮收款，村民的怨恨也不小。
共产党就是挑动矛盾搞群众斗群众从中得利。共产党在北方土改运动的三四年间直接杀害和间接迫害致死的人数至少在1030万人以上。整个“解放区”人心惶惶，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社会恐怖，遍地饥荒。带了血债的积极分子只有死心塌地跟共产党一条路；没有带血债也只有跟共产党才能活命。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于是共产党就把所有人捆绑在它的战车上了。这就是“土改使贫苦农民分到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军参战”的历史真相。当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土改、整党运动，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于引起党内干部普遍不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导致饥荒更加严重。
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重大标志。连马克思主义元老恩格斯都写进他的书里面的，何况共产党的所谓公有制就是党有制的代名词，给贫农分土地的目的是暂时利用其为共产党充当打手。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体农民的土地就像没收地主土地一样充公，属于共产党所有了，叫第二次土改。
包括贫农在内，没有任何人真拥护农业合作化，共产党是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强制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之前共产农民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上，又共产农民的生活资料（房屋、家具甚至锅碗瓢盆，还有私人喂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为镇压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1955年的“社会镇反运动”逮捕了七十多万人，为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路，1958年前3个季度，全国逮捕人数超过1955年全年逮捕人数。
中共建政后从土改运动（指南方）开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语）。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实际被杀的人数更多。如四川涪陵县土改运动，所杀人数约占该县总人口数的约千分之四以上，约4,000人。其中清溪区，本文作者的表哥看见一次就枪毙二三十人。罗云乡，仅一次就枪毙十多个人。蔺市区，枪毙的“土匪”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杀人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土改大肆杀人，如刘少奇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不但震慑地主，同时还震慑农民，否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会有如此顺利。杀人立威贯穿共产革命和专政的全过程。
还有1959年开始延续到1962年的4年特大饥荒，全国饿死人数根据本文作者抽样调查推算，可能在7千5百万至1亿2千5百万之间。在特大饥荒之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饿死人数约在4千万左右。结束饥荒是在1980年农民自发性搞包产到户后。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在专了党外（体制外）阶级敌人的政后，就专党内（体制内）的右派、右倾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的政了，如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运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整走资派、文革整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后又反林彪集团、反四人帮等。共产党革命和专政犹如一架庞大的永不停息的绞肉机，可能绞杀所有人。（限于文章篇幅，不谈1980年后的反人类犯罪）。
中共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反人类犯罪的历史，恐怖主义屠杀和掠夺的历史，对其百年犯罪进行清算，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罹难者的悼念。
（作者颜智华是位历史学者，著有80万字专著《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28/n13052583.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