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又一场大瘟疫，像飓风一样横扫全中国，一批接一批中共高官染疫去世。其中，生前换了“许多零件”的正部长级高官高占祥之死，引发大量关注。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背后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2023年1月2日，新华社报导，中共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占祥，因病于2022年12月9日在北京去世，终年87岁。

新华社的报导没有讲高占祥因为什么病而死。

但是2022年12月11日，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在悼念高占祥的文章讲：“疫情前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完全不像一个病人，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疫情前还活得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没了呢？舆论普遍认为，高占祥可能死于感染中共病毒（新冠肺炎）。

朱永新的文章还透露：“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高占祥将移植到自己身上的许多器官称为“许多零件”，讲得非常轻松。但是，一个健康的器官，或许涉及另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健康的器官，或许涉及许多人的生命！

高占祥死后，网上置疑声不断。很多人在问：他身上到底移植了多少器官？这些器官是从什么渠道来的？他换的“许多零件”到底是谁谁谁的？是在哪些医院换的？是哪些医生换的？换这些器官花了多少钱？像高占祥这样换了“许多零件”的中共高官还有多少？是否与活摘器官有关？

因为中共政治不透明，这些质疑，我们很难从中共当局那里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其它渠道探索答案。

器官“特供”？

如今，中共高官大多都很长寿，活80多岁、90多岁的很常见，活100多岁的也不在少数。

这些人之所以长寿，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吃的、喝的、房子、车子、看病、养老，都享受“特供”。

逃亡美国的亿万富豪郭文贵曾在2017年爆料说，中共高官的器官也享受“特供”。他们可以换器官续命，“活摘器官，按需杀人”。

郭文贵披露，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先后换了3次肾，杀了5个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为他的母亲换肝又换肾，孟的妻子也换过两次肾。这些器官，都由孟的心腹孙力军从狱中找囚犯配对，杀人取器官，并一度杀错人。

郭文贵的爆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认为，这个爆料很可能是真实的。

201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派他的两名最重要的亲信——时任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孙力军，同时到美国跟郭文贵谈判。

从郭文贵发布到网上的秘密录音可以听出，刘彦平与他谈判，是为了阻止他爆料。刘彦平“奉命”开出的条件非同寻常。

这些条件包括：（1）刘彦平承诺送郭的妻子、女儿到美国，与郭团聚。（2）刘彦平承诺亲自陪郭的女儿到香港办理赴美证件。（3）刘彦平承诺安排两名下属专程陪郭的妻子、女儿到美国。（4）2017年5月1日，郭的妻子、女儿在刘彦平安排的两名国安官员陪同下，顺利抵达纽约，与郭团聚。

刘彦平“奉命”开出的条件还有很多，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要知道，当时，郭文贵是中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缉拿的“要犯”。从刘彦平不敢怠慢“要犯”，还开出丰厚的条件看：他的“主子”孟建柱100%有把柄落到郭文贵手上。

当时在华盛顿的孙力军，急切地想见到郭文贵，声称“不见到你不死心”。郭文贵问孙力军，带的几个人可不可靠，“因为我们会谈到91本（腐败问题证据）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包括咱们孟老板的一些事儿，谈了以后安全吗？”孙说：“谈到核心问题的时候，只有咱俩一对一的时候可以谈。”最终，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阻止，孙力军没有见到郭文贵。

孙力军被录下的电话录音也表明：他的“主子”孟建柱100%有把柄被抓在郭文贵手上。

黄洁夫的“自供”

对于郭文贵谈到的“活摘器官、按需杀人”，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的“自供”，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2013年3月，黄洁夫对《广州日报》记者说：“我2012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

大家听了有没有觉得毛骨悚然？这就说明，之前黄洁夫主刀的所有肝移植手术，供肝都不是自愿捐献的。

2013年5月，黄洁夫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Stephen McDonell说，他已有两年没有从死刑犯身上移植任何器官了。

也就是说，从2011年5月开始，黄洁夫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

那么，2012年，黄洁夫在11月前做的近500例肝移植手术，使用的肝脏，既不是自愿捐献的，也不是死刑犯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合理的推论是：来自活摘器官。

《凤凰周刊》的报导

2013年11月5日，香港《凤凰周刊》发表长篇报导《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文章写道：“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

“据《广东医师》报导，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陈规划‘在当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仅2005年一年他就完成246例肝移植，累计达到1000例’。这样算来，陈规划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处置一名‘死刑犯’，而这名死刑犯的器官类型刚好跟陈规划当天病人需要的组织匹配，天下哪有这样巧的事天天发生呢？”

文章说：“像陈规划这样几乎天天处理死刑犯肝脏的移植大王还很多。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早在2005年3月17日就完成了1600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更是自白地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2至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他哪去找这么多死刑犯呢？”

文章继续写道：“由于器官移植要求时间短、匹配难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几年。据美国卫生部报告，在美国，等待肾平均需要1121天，肝796天，心230天，肺1068天，胰腺501天。在2000年前的中国移植界也是这样。然而2000年后，特别是2003年至2006年4年间，大陆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似的巨大增长，由于器官来源充足，等候时间也大大缩短。”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

韩国纪录片：杀了才能活

2017年11月15日，韩国最大日报社《朝鲜日报》旗下的“TV朝鲜”，也播放了该台制作的纪录片《调查报告7——杀了才能活》，纪录片是在对2万名赴中国移植器官的韩国人调查的基础上制作而成。

这部纪录片说，韩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32,000人，韩国患者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始于2000年。中国医院开出的价码是：肝移植3亿韩元（约合200万元人民币），肾移植2亿韩元（约合134万元人民币）。

中国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能力的医院有169家，韩国人经常光顾的有8家。其中一家医院，3年为3000名韩国患者做了移植手术。

这3000个韩国人移植的器官来自哪里？纪录片专门谈到原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发明的“脑死亡机”——这是专门用于做活摘器官的。

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客观存在2006年3月，一个名叫安妮的辽宁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前职工，冒着生命危险，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之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伦敦独立人民法庭等，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律师、记者，进行了大量独立调查，证实：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这样的罪恶，还不断在中国社会蔓延，受害者从法轮功学员一步步扩大到藏人、基督徒、维吾尔人、其他良心犯，甚至大量离奇失踪的青少年……

当今，许多中共高官特别长寿。有多少人和高占祥一样，身上换了“许多零件”？他们又欠下了多少活摘器官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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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2/10/n139272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