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以中共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150多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全军覆没。

西路军全军覆灭，到底谁应该对此负最大责任？

毛泽东说都是张国焘的错

1937年12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的这一结论成了之后几十年中共党史的主调。历史的真相果真是这样的吗？

朱玉的质疑

1979年，46岁的朱玉被调到《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领导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撰写中共元帅徐向前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包括任西路军总指挥这段历史。

在研究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朱玉心头的疑惑越来越多。

1979年冬，整整3个月，朱玉一直“泡”在中央军委档案馆里。他一边查资料，一边写作，一边流泪。一点点浮现出来的真相让他震惊，又痛心不已。

朱玉后来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想想两万多名将士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死后还要背‘黑锅’，幸存者大多命运凄惨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我了解到真相时，我决定一定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世人。”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这个笔名写成《“西路军”疑》一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

李先念的研究

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看到朱玉的文章。1981年10月30日，邓写了一个批示，要求李先念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1981年11月22日，中共元老陈云也跟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当年，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30军政委，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

李先念看到邓小平的批示后，派他的秘书程振声去查原始档案。程振声先后31次到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电报原件。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其结论是：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换句话说：西路军失败的领导责任，主要在中共中央，在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而不在张国焘。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认可

李先念先将上述“说明”，连同当时中央的29份电报一起，送陈云审阅，得到陈云认可。然后，李先念将“说明”，中央电报的原件，以及陈云的表态信，送邓小平审阅。

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邓小平批示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阅同意了这个《说明》。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共六人，分别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也就是说，李先念主持起草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得到全体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认可。

进而言之，西路军失败的领导责任主要在中共中央，在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而不在张国焘，这个结论得到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认可。

有关人员的检讨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的陈述，仍沿袭了以前毛泽东的说法。

时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看到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组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李先念质问道，这么写，对得起死去的西路军将士吗？

收到李先念的信后，有关人员不得不作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全部收回，修改，重印。

中央军委的六大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路军军史研究专家陈铁健认为，中央军委的六大错误导致西路军全军覆灭。

第一，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奉中央军委之命，滞留不进20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

第二，奉中央军委之命，西路军停止前进40天，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招致红九军古浪战败，全军减至18000人。

第三，西路军再次西进数日后，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集结，待机策应河东，创立根据地，招致红五军于高台失败，军长董振堂战死。

当时追赶西路军的敌人有七八万人，以骑兵为主，处于绝对优势，而来自中央军委的电令竟然说“西路军多系骑兵”（西路军的骑兵仅200人）；“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马家军几乎全是骑兵，善打运动战），我军“人自为战，即可灭敌”。

第四，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半月后，兵力减至10000人，请求突围东进，却遭中央军委严令阻绝，要求西路军就地歼敌自救。

对于西路军的正确意见，中央军委不仅听不进去，还施加巨大政治压力。

中央军委在电报中严厉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面对中央军委的巨大压力，对中央军委的错误指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不得不服从。

第五，西路军自救突出倪家营子后，情况越来越危急。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不断向中央军委告急，请求速派援兵。中央军委却电令西路军：“固守50天”，“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西路军不得不服从命令，重返倪家营子，苦撑苦熬，被动挨打。

第六，西路军请求中央军委派兵西援，黄河以东的红4军、31军将士苦等西援两个多月，中央军委迟至3月2日才决定组建援西军，5日由淳化开进，9日止于距西路军千里之遥的镇原。13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兵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中央军委仍不告知援西军已止于千里之外。

直到3月17日，中央军委发电报为西路军战败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此时，才告知：援西军不能西进了。

西路军下辖3个军：5军、9军、30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其中，5军、9军的七位军政主官全部战死。5军政委黄超总算突围，活着出来了，但在新疆迪化，竟被中共扣上“托派”的罪名杀害。

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突围后，在新疆迪化，也被扣上“托派”的罪名杀害。

嫁祸张国焘

1937年3月，西路军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在延安立即发起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错误相联，定性为“执行（张）国焘路线”，“分裂主义”，“逃跑主义”。死里逃生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含冤受屈，许多人长期遭受打击迫害。

历史的真相是：西路军从渡过黄河，到组成西路军，到“西路军”的命名，一直到部队的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的指示，或向中央军委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进行的。

在长达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且是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军委的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

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

毛泽东谈消灭张国焘3万人关于西路军全军覆灭，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政敌张国焘，故意借河西走廊的当地武装“马家军”，消灭原属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2万多人。

因为在红军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发生重大分歧。毛坚持红军要北上，张国焘坚持红军要南下，两人相持不下。后来，毛担心张危及他的性命安全，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则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

但张南下并不顺，损失很大，只剩3万人。最后，张不得不北上，在甘肃会宁与毛会合。但两人结下的冤仇难解。

之后，便有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之事；再后来，便有了西路军全军覆灭之事。

到底是不是毛“借刀杀人”灭了张国焘的2.18万人中的大多数？笔者不敢妄断。

1991年苏联解体后，有关苏共与中共关系的大量历史档案被解密。其中包括1949 年2月3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西柏坡会谈时的纪录。毛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6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3万多人。”（1）

毛所说的消灭张3万多人，包括哪些人？从历史上能够查到的，西路军的2万多人可能包括在内。

结语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毛一直秉持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的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与人斗”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栽赃陷害。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作为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理应对西路军全军覆灭负最大的领导责任，但为了打击对手，毛泽东把责任全部推到张国焘头上。

 注释（1）摘自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1945-1991）》第一卷409页，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7/n139752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