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整某人时,有个惯用手段,把此人与“国外敌对势力”联系起来,这已经成了中共打人的一根重要“棍子”。
不过,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中共为什么对“国外敌对势力”这么“情有独钟”?其实,这和它自己不光彩的起家史颇有渊源。
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但是,答案最后公布,或许朋友们在节目过程中,就能看出端倪了。我们是否会“英雄所见略同”呢?
先来说中共的起家史。
列宁的两个诱饵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颠覆俄国当时的政权后,建立起一个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这个新政权在国内陷入内战,在国外遭到孤立。为了摆脱困境,列宁想了个办法:建“朋友圈”。
1919年3月,列宁领导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开始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如何输出呢?第一步,由共产国际出面,在各国建立附属于苏俄的共产党,然后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颠覆本国合法政权,建立附属于苏俄的政权。
很不幸,中国成为目标之一。
为了吸引中国人对苏俄产生好感,列宁先后于1919年、1920年发表两个“对华宣言”,说得天花乱坠,宣布放弃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租借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等等。
这两个对华宣言一发表,立即在一些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李大钊等人欢欣鼓舞,认为新生的苏俄政权实在是太好了,苏俄是人类的希望,是中国的榜样,中国要走苏俄的路。
列宁呢,发现他甩出的两个“诱饵”让不少中国人“上钩”后,开始在中国进行更多的实际操作,宣扬马列主义。
苏俄出钱 将中共套牢
1921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马林带着钱来到中国。6月6日,马林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他们向六个外地共产主义组织寄送通知,邀请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并给每个代表汇去100元路费。代表回去时,每人再送50元路费。
1921年7月,在苏俄的操控下,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宣布该党正式成立。会议确定,中共的直接目标是,用暴力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与会的包惠僧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召开中共一大)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这个道理,陈独秀很清楚。他起初不想要共产国际的钱,怕因此受制于共产国际,但是,没钱什么都办不了。
据学者裴毅然的《中共初期经费来源》一文,中共一大刚开过,1921年8月,陈独秀等五人被捕。马林立即出钱聘请法国律师应诉,并花钱打通会审的各个关节,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罚款5000元结案,所有款项都是由马林向共产国际领取支付的。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报告了中共党费的收支情况。其中谈到,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钱款,共计1万6655元,自募仅1000元。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向与会代表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
陈独秀对于拿共产国际的钱,经历了由“半推半就”,到“受之无愧”,再到“开口要钱”三个阶段。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写信向共产国际代表要钱。他写道:
“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
喝苏共“洋奶”长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档案,更详尽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助情况: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3000元;1927年月均暴增到3万元以上;1928年—1932年,每月预算5万元左右。
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比如,1927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得俄款约3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民运动问题得款近5万元;9月准备秋收暴动得款1万元;12月准备广州暴动及善后得款近10万元。总的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中共的各项款额接近100万银圆。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共提供了约10万卢布的经费。会议按苏共旨意,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结果1931年,向忠发在密会他的小老婆杨秀贞后,被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抓捕,移送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向忠发很快就招供了,他在供词中说:共产国际帮助中共每月1万5000元美金,(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五六万元。
向忠发被抓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
那一年,中国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却在苏共支持下,在江西瑞金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武装对抗中华民国,还煽动境内少数民族搞民族自决,甚至让它们建立独立国家。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说,苏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大家现在知道了,中共依附着苏共,都干了些什么分裂国家的勾当。
到1934年,中华民国先后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中共大败,被迫撤出江西,开始大逃亡,也就是所谓的“长征”。逃亡前夕,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系中断,直到两年后才恢复。
1936年6月16日,红军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拍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钱要物,说“请你们讯问(共产)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
11月20日,张闻天再次致电王明、康生:“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
12月5日,张闻天第三次致电给王明、康生,问:“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
1936年12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苏联财政委员会发电报,要求向中共“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
1941年7月7日,季米特洛夫又电告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共产国际是1943年5月15日解散的,在那之前,一直资助中共。中共究竟从苏共那拿了多少钱?由于资料不完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中共喝苏共的“洋奶”长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受制于苏共
正因如此,中共从成立之日起,长期不得不听命于苏共。中共从领导人的任命,到路线、方针、政策的确定,都由莫斯科遥控。
苏共把中共套牢后,将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全盘继承沙俄侵略中国的成果。不仅如此,苏共比沙俄更进一步,出兵中国的外蒙,并在外蒙驻军,直至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还吞并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侵占黑瞎子岛;承认伪满洲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侵华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等。
苏共在对中共的洗脑中,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人类的解放者”,把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当成必须打倒的敌人,让中共跟着苏共反帝、反封建。而苏共搞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比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被洗脑后的中共完全生活在苏共党文化的话语体系中,被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甚至认苏联为中共的“祖国”,在苏共出兵中国东北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到最后,中共沦为马列主义操控下的马列子孙。
为何难忘“国外敌对势力”?
说了这些中共的起家史,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中共为什么对“国外敌对势力”这么“情有独钟”?
很显然,它本身就是靠这股势力起来的,喝着“国外敌对势力”的“洋奶”,暴力颠覆了大陆的中华民国,篡夺政权。这么黑暗的历史,它藏得再深都心虚。为了伪装执政合法性,它满世界甩锅,一会儿说这个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了,一会儿说那个又怎么了,想以此衬托自己多么的“伟光正”。我们看清历史,就知道中共的做法,正应了中国的一则成语:贼喊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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