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就在中华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前夕，正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的吕荧，却匆匆离开台湾，经香港，抵达北平。

吕荧是个什么人？

吕荧是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

1915，吕荧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他是在南京上的小学、中学。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1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吕荧的俄语和英语都很好。1942年至1949年，先后在四川的一所中学、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任教。

1950年8月，应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之邀，吕荧到山大中文系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主讲文艺学课程。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作为武训的家乡，山东大学的师生也紧随潮流，大张旗鼓地“鞭打”武训。

吕荧对此不理解，他在课堂上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著，怎么成了罪人呢？”

这番言论自然“政治不正确”。校方告诉他，只要低头检讨，就可息事宁人。但是，吕荧坚持己见，不肯认错。

从1951年11月起，有人在中共的《文艺报》（第5卷第2、3、5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吕荧的文艺理论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吕荧坚持他没有错，拒绝检讨。他还专门给《文艺报》发去一信，对有关批评一一进行反驳。

1952年春，吕荧不辞而别，来到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梅林的安排下，翻译了几本苏联文艺理论的小册子。同年秋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锋之邀，去北京当了一名特约编辑。

1953年夏，吕荧到青岛休假。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亲自找上门，好言相劝，希望他能继续留在山东大学任教。吕荧同意留下来教授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但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1953年11月，吕荧回到北京，继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搞翻译，做美学研究。

吕荧在文艺学理论领域的着译有：《美学书怀》《艺术的理解》《关于工人文艺》，译有《叶普盖尼·奥涅金》《仲夏夜之梦》等。

吕荧为何从台湾回大陆？

用吕荧1954年3月写的《我的小传》中的话说，他不想处于“反动的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在这个小传中，他写道：“1935年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大学，读史学系。这时候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尖锐的斗争，1936年加入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我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发展了我的文学观点，决心做一个革命文艺战线上的兵士，这时和思想进步的朋友们合办文艺刊物《浪花》。”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我放弃大学，参加抗战工作；曾经想到延安去，已经到西安，但是国民党封锁了道路，只好到山西临汾‘民先’去工作。1938年因为生病，到四川成都休养，病势一天天严重，终于卧床不起，直到今天没有恢复。”

“困病的结果，到解放区去是不可能了。1939年我又重到昆明去读北京大学（这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一面养病，一面从事写作，想尽可能地为革命文艺尽微弱的力量。用吕荧做笔名，也是取其‘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意思。”

“1941年大学毕业，开始社会生活。因为深恶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我选择了教员的职业，尽量利用课余的时间写作……（至1949年）这时期写成《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火的云霞》，译了《奥涅金》《仲夏夜的梦》等书。”

“1949年初，解放军大军南下，国民党准备把台湾布置成最后的根据地，大肆逮捕，情势一天天恶化，于是在4月（从台湾）出走香港，5月抵达北京，从此离开了反动的国民党的统治。”

为胡风鸣不平

1955年，毛泽东制造了一个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制造的第一起遍及全国的文字狱。

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教授等。

胡风是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自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及其“文艺总管”周扬，一直在致力于用毛的文艺思想一统文艺界。但是，直到1955年，胡风对毛的文艺思想仍不完全赞同，于是，胡见成了毛的重点整肃对象。

1955年5月25日，北京，国家新闻总署大礼堂，中国文联和作协举行扩大会议。与会者700多人，全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会议主题是：批判胡风。

会议由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宣读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提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要更加严厉”。

郭沫若的致词，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鼓掌，但是，有一个人没有鼓掌。这个人就是吕荧。

随后，20多位文艺家上台发言，对郭沫若的提议表示赞成、拥护、支持。

但是，吕荧对这些人的看法不敢苟同。他也走上主席台，径直坐到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拿过话筒，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坚定地说：

“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吕荧话音刚落，会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大逆不道”的声音惊呆了。郭沫若哆嗦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几秒的死寂之后，在场的文艺家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发出斥责声、叫骂声。诗人张光年首先冲上台去，嘴里一边咒骂，一边拉拽吕荧。

吕荧不肯离开，依然紧握话筒，想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

台下出现“滚下去！滚下去！”的怒吼。又有几个人跑上台来，连拉带拽，将吕荧押赶下台去了。

被隔离审查一年

195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指出：还有一部分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

1955年6月19日，经最高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吕荧原本身体就不好，审查期间，吕荧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导致他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吕荧的迫害升级，这个“漏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最终还是被逮捕入狱。

不过，当时抓捕他的罪名是，手持刀具威胁“革命群众”。起因是：他因为生活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过程中，他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着——那时他正在用刀削苹果。

吕荧被先是被押解到北京良乡劳改农场强制劳动，后转到清河劳改农场强制劳动。

在劳改农场，吕荧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平时既不背诵毛主席语录，也不对着毛主席像搞早请示、晚汇报，因此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

他是每次批斗会必被揪斗的对象，羞辱、谩骂、拳打、脚踢、捆绑、吊打，成了家常便饭。

1968年寒冬，很久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的吕荧，重病缠身。但是，狱方拒绝为他治疗。他只能抱着那床爬满虱子的破棉絮，蜷缩在床上，等待死神降临。

1969年3月5日，惊蛰的前一天，病饿交加、已经瘦得只有50斤的吕荧，在监室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年，他55岁。

难友们将他如一捆枯柴一样的躯体用一张苇席包卷，在苇塘边的乱坟中挖了一个浅坑，几锹黄土，草草掩埋。

墓碑是一块红砖头，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着他的名字“吕荧”。

错误的抉择

1949年，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都面临一生重大的抉择：是选择跟中共走，还是选择走其它的路。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跟中共走。但是，在中共当政后，他们无一例外受到中共的迫害，许多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他们的选择错了。

吕荧当时人已经在台湾了，他完全可以选择留在台湾。但是，他仍然选择了跟中共走。结果，成了中共的牺牲品。

为什么会错误抉择？

由于历史、时代、个人的局限性，吕荧当初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对于中共的认识，皆源于中共的宣传。

当时的中共把中华民国宣传得一团漆黑，他才一口一个“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中共把自己打扮成反专制、反独裁、要自由、要民主的先锋，他才对中共当政后将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充满幻想。
但是，中共当政后，立即撕下从前的各种伪装，通过发动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所谓“新中国”，是一个比古今中外所有专制、独裁政权更专制、更独裁的极权统治。

中共建政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开了这个问题的谜底：追根溯源，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假、恶、斗为本质特征的邪党。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5/5/n139892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