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上海市：“革新年的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革命化新年发起者——“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都统统见鬼去吧！”
以1967年初的政治风气，“革新年的命”是很自然发生的。首先掀起这个运动的就是夺权之风最盛的上海。一位叫章仁兴的小有名气的造反派成员，因最适合代言“新年不回家”被组织挑中，在1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发表了新年不回家的倡议。报社配发的评论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了“五十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破除旧风俗，新年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里面如此写到——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新年，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我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有的是砸烂一切旧制度的革命造反精神。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糜烂货色，我们要连根铲除，彻底焚烧。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让我们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度过一个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年！”
中共国务院通知：新年不放假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就这样，本来是法定假期就这么“不放假”了。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腊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规定，过年不准提前发工资。也就是说，谁也别想放假。2月8日除夕，上海的街头没有喜庆祥和的过年气氛，只有“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持续了十余年的“革命化新年”拉开了序幕。
耐人寻味的决定：“炮击金门暂停，让蒋军官兵过新年”
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官媒，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陆人民不过年，却让与自己交战中的台湾官兵过年。
官媒如此报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祖国同胞以及国民党军官兵们过新年，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二月九日和十一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鞭炮
鞭炮起源于古代的爆竹。爆竹也叫“爆仗”、“炮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过年革命：唱语录歌 不准放鞭炮
过年的政治化是“革命时代”的首要特征。“过革命化新年”是很时髦的一句口号。过年期间“抓革命、促生产”是全国性的行动。不少地方还要求大家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加班加点干革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修水利、大造梯田是过年的一景,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当时,有的农家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对联。并且实行“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
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号召大家忆苦思甜。为了让大家牢记“旧社会的苦”,每逢年关将至一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就弄来野菜、树根,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让全体员工品尝。大年三十晚上广播里就会播放电影《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把人们一下子带进了“万恶的旧社会”。
十年间，最典型的过年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要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也可以向父母“开炮”,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时钟敲响12点,“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新年好！”子女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
初一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高举“红宝书”,面向毛像,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其他语录歌,最后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语言不见了,代之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之类的政治语言。
邻居们之间拜年鞠躬拱手的老礼不见了,“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没有了,见面只是握握手和道声“过年好”或“新年好”。“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也是常用的祝福语。
样板戏《沙家浜》。（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农村过年：移风易俗看革命现代戏
在农村，正月里的社戏、娱乐活动也都革了命,民间许多欢庆新年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如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样板戏，高跷上的才子佳人、英雄好汉变成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阿庆嫂。
知青回忆：心底呼唤一个合家团圆的过年
过年不放假，不能与亲人在一起，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难免感觉特别苦涩。在农村，要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即便溜回城市，街上也是冷冷清清，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收音机里只有钢琴伴唱的《红灯记》。
一位父亲被关入“牛棚”的知青如此写到：六七十年代的新年，有多少个家庭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中度过的。
在思念父母亲人时，则默默背诵毛泽东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面对有“问题”的父母，则要自觉地斗私批修，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不去想念他们。
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人们在心底呼唤一个合家团聚、愉快幸福的新年。
然而“年”终究不是简单就取消得了的，直到1980年，中国才重新全面恢复了新年休假制度。
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传统，在这时候除旧布新，合家欢乐，休息调整，以前如此，今天如此。
(本文略有删节)
(看中国:http://kzg.io/gb4Vx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