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家中，曾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任教的容庚先生是必然占有一席之地的，其在金石研究、古文字学方面的造诣更为海内外学界所认可。从其个性来说，容庚又是一个率真之人，其身上“不自由，毋宁死”的风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更是难能可贵。

出身书香门第  国学功底深厚

1894年，容庚出生在广东东莞一个书宦之家。其祖父容鹤龄为清咸丰年间举人，为人孝顺，曾任东莞龙溪书院及顺德凤山书院山长，深得百姓尊崇。外祖父邓蓉镜也是进士出身，先是被朝廷选为庶吉士（注：官职名），后任江西督粮道，晚年辞官任广雅书院山长。父亲容作恭曾在广雅书院学习，曾考取拔贡（注：贡生中的一种）。

在这样氛围下成长的容庚，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6岁即拜当地秀才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因此其国学功底深厚。11岁时，他与两个弟弟容肇新、容肇祖进入新式小学堂，学习国文、算术、植物等科目。

其后，父亲病逝，母亲邓琼宴遂举家迁往广州，与从日本回国的弟弟邓尔雅毗邻而居，并进入邓尔雅工作的启明小学读书。其后又回到东莞生活、学习。

15岁时，容庚跟随舅舅邓尔雅研习金石。对于这段经历，容庚在《金文编》中写道：“余十五而孤，与家弟肇新、肇祖从四舅邓尔雅治《说文》。民国二年，余读书于东莞中学，四舅来寓余家。余兄弟课余恒与据方案而坐，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窃乐之。”

在研究中，容庚立下了雄心壮志，编写一部书补正增益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并准备分别类摹写编撰殷、周、秦、汉文字，成《甲骨文编》、《金文编》、《石文编》、《玺印封泥文编》、《泉文编》、《专文编》、《瓦文编》、《匋文编》八编，再分别作考订解释。

1916年容庚中学毕业后，因学问扎实，学养深厚，与三弟肇祖一同被聘为东莞中学教员。在此期间，容庚开始投入《金文编》的撰写。《金文编》中集录的字，以商州彝器款式为主，并以王国维的《国朝金文着录表》为主要参考依据。

北上求学  扬名金石界

几年后，因与校方理念不合，容庚和容肇祖决定北上继续求学。1922年，容庚留下妻子儿女，与容肇祖前往北京。他带着三册《金文编》稿本，专程去天津拜见了大名鼎鼎的古文字学家、“甲骨四堂”之首的罗振玉先生。罗先生看到容庚的《金文编》稿本，对其十分赏识，并鼓励他“务竟其成”。

罗先生还写信给北大教授马衡推荐容庚，称“容庚新从广东来，治古金文，可造就也”。也因此，没有读过大学的容庚破格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班，成为了一名研究生，并受到马衡、王国维等名家的指导。容庚为此对罗振玉终身感激。

作为大家的王国维对容庚也十分欣赏。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作序时，称他所见当今治古文字的青年仅四人：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那时他与容庚刚刚相识。其对容庚的学术研究也多有帮助。后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以明志，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深深影响了容庚。

1925年，容庚完成了《金文编》的撰写，并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出版。该书的出版，深得中国古文字学术圈好评，有人甚至称其为“一部具有广泛性影响的权威性工具书”，对研究周代青铜器铭文非常有帮助，是古文字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容庚也一举扬名金石界，他也有幸获准参与故宫内部古器的整理、鉴定和编目等工作，进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开始了对青铜器的收藏。

留在北京任教  收藏丰富

1926年，容庚从北大研究所毕业后，因为留恋北京的文物，遂两度拒绝了家乡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的盛情邀请，任教于燕京大学。由于其学术成果丰硕，次年便被破格提升为教授。他开的古文字课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捧。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满了学生和慕名来听课的人。

1929年7月，容庚被中央研究所聘请为历史语言特约研究员，同年9月，被清华大学国文系聘为特约讲师。这无疑是对容庚学问的肯定。

1935年，容庚历时8年，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部重磅之作《商周彝器通考》，这本书与《金文编》被学界奉为圭臬。

在此期间，容庚开始大量收藏书籍、青铜器、甲骨、书画、信札等。他在燕大的薪水是200元，除了日常花销外，基本都用来购买收藏品。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的金石藏本已达5千多册，青铜器173件，成为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1947年，容庚举家南归时，所携书籍就有200箱，超万卷。

容庚的藏品中一些是珍品，比如明嘉靖版、重刊宋刻《宣和博古图》30册，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的“栾书缶”等。

自谓“野马” 文革宁死不批孔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容庚因个人原因，没有随诸多的教授、学生南迁，而是留在北平，任职于受制于日伪政府的北大，而这也使得他在抗战胜利后，在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的“彻底根除日伪时期奴化教育影响”理念下，无法被聘用。不得已，容庚选择返回家乡，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时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职，身兼历史、中文两系教授。1951年10月，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文教厅长杜国庠在一次演讲中盛赞陈寅恪与容庚是广东学界的楷模，这也使得二人在早期中共发起的一系列运动中被“保”了下来。

而容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敢言的风格亦时时闪现。显然，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在中共统治下，已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因此将兴趣转移到书画碑帖上来，写出过《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重要著作，但他常常对人说，自己“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
还有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叶启芳等教授被打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容庚为他们奔走呼吁，学校领导为此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我退休！”

而在“交心”运动中，容庚曾说：“这几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许多地方还是不通……”

容庚的学生曾宪通感慨其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曾宪通表示：“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

逃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的陈寅恪和容庚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文革。陈寅恪被迫害致死，而容庚在几经磨难后侥幸活了下来。

1966年文革前夜，全国都在批判吴晗、邓拓，容庚却在会上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他说：“毛××自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燕山夜话》）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谁敢提意见，这不是防民之口吗？这样防民之口，只好挂个牌牌‘莫谈国事’了。”

就这样，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第一批“牛鬼蛇神”，与刘节、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三家村”。

文革爆发后不久，他的研究生们就贴出大字报——《坚决砸烂容庚这把“鬼锁”！》，揭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召开大家行动起来，“坚决砸烂这把‘鬼锁’，宰掉这匹‘野马’！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野马”、“鬼锁”是容庚的自谓，“野马”，谁也驾驭不了，“鬼锁”，谁也打不开，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出自于其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入党申请书，内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语。

显然，不讲政治，重视业务的容庚是得不到中共的青睐的，其入党申请一直都没有被批准。文革开始后，容庚很快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了批斗对象，曾遭到过上千人的批斗。。

1971年10月，林彪“叛逃”事件后，中共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中文系教职工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容庚如此表态：“斗争斗争，我心里一直不安，斗来斗去，莫须有。”“不说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对，又一条罪状！究竟怎样做人好，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把话闷在心里，不敢说话，这不是好现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坏。”

一个“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道：“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结语

 “文革”结束后中山大学给教授们平反，“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再度盛行。谁知容庚并不领情，他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1983年容庚病逝，终年89岁。虽然“不讲违心之话，不作背理之事”的他侥幸逃过了文革，但正如其所言，1949年后，他再没有写过一个字，没有做过与自己主业对应的研究。而文革后的他已经垂垂老矣，早已错过了再出成果的黄金期，他年轻时的梦想没有实现不说，中国金文的研究滞后多少年更无法言说。这应该是他内心最大的遗憾和悲哀，而容庚的悲哀也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炮制者正是以摧残中华传统文化、摧残中华精英为己任的中共。

参考书目：

1、《容庚传》，花城出版社，2010年

2、《大藏家》，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年


3、《民国风度》，九州岛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莆山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6/n11004578.htm)